解放战争时期，牛畅先是在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九旅任宣传队长，后调到纵队文工队担任队长。1947年8月，牛畅随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他率领50余名文工队员在大别山里开展群众工作。他们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除了身上的乐器，还人手一把枪，随时与前来围剿的敌军作战。一次战斗后，整理战利品时，牛畅看中了一个装罐头的铁皮箱，他琢磨着，要用它再做一把大提琴。他将小提琴尺寸放大，把铁皮桶裁剪成形，找到一个小炉匠焊。小炉匠整整焊了一天，也搞不清焊的是个什么东西。焊好后，牛畅给了小炉匠一袋小米作为报酬。大提琴的制作比小提琴更为困难，弦轴和琴弦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又舍不得丢，他用绿帆布把大提琴包起来，扛在肩上行军。有一回竟被敌侦察兵误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宿营时，敌侦察兵扮作老乡抵近侦查，牛畅发现是敌人后，率领队员将敌俘获，敌人到最后也没搞清布袋里装的是啥家伙。
一天，牛畅率队行军来到一个小镇，恰巧遇到一家有部小车床的铺子，牛畅请老乡旋出了大提琴的琴轴。后来他又搞到了一捆军用通信线缆，正好用来做大提琴的琴弦，就这样在行军打仗途中完成了大提琴的制作。大提琴做好后，牛畅与战友们特意在一家小照相馆里拍了一张合影，并写上“大别山文工团乐队阵容”。
解放战争后期，牛畅所在的“大别山文工团”改编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文工团。他们带着这些自制的土乐器，奏着战斗的旋律，走出了大别山，跨过了长江，一直进军到大西南。在重庆，文工团缴获接受了一大批西洋乐器，足足有百十件。牛畅把乐器整齐的摆放在宿舍里，摸了又摸，爱不释手。这时，一支地方部队的文工队队长找到牛畅，恳求他无论如何也要支援一批乐器给他们。新乐器舍不得给，太行山、大别山带来的那些土装备又在感情上难舍难分。可经不住人家的几回央求，牛畅一狠心把自制的那批土乐器连同小提琴一起送给人家。临别前，牛畅来到一家照相馆，与心爱的小提琴留下了一张合影，从此天各一方。后来，这把“太行山牌”小提琴，跟随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在一次慰问苏军援朝飞行员的演出后，被当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珍贵礼品送给了苏军。“文革”前夕，军事博物馆曾派人登门找到牛畅，详细了解“太行山牌”小提琴的制作过程和下落，翻拍了一些历史照片，以便寻回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可惜未能如愿。
多年以后，牛畅在太行山的老战友，原新疆军区文工团团长关富生，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关富生访问前苏联时，在莫斯科革命历史博物馆里见到了那把“太行山牌”小提琴。像听到了失散数十年游子的消息，牛畅热泪盈眶，他多想见到她，摸一摸她那土桐油刷成的躯体，一刀刀刻出来的琴轴，一丝丝缠绕出的琴弦，情里、梦里呼唤着她……“太行山牌”小提琴，何时能够回到你的家乡，回到孕育你的太行山，回到你亲人的怀抱……
牛畅那一代人民军队的文艺工作者，经历了独特的岁月：两只瓦罐盛着桐油吊于舞台前的灯光，炮弹壳、铁桶、电线制成的乐器，绝无做作与矫情的战斗生活的演出，充满崇高理想和乐观主义的放歌，这些不仅永远珍藏在那一代人的心中，也为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带来了一缕久远而却又清新的气息。
【3】新中国成立25周年之际，周恩来总理亲自圈定牛畅出席国庆招待会。这位成长于士兵的艺术家，曾创作出歌剧《王贵与李香香》《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等紧扣大时代脉搏的力作。他的千余首音乐作品中，有100余首是写给孩子们的。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正经受着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也借机施压。当时中国所处的环境可谓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凋谢一时稀”。严酷的现实给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赋予了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尽快拿出一批讴歌我们民族气节和英雄主义气概的洪钟大作。一天，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叫来主管创作的空政文工团副团长牛畅，一见面便劈头盖脸地打过来一阵重炮，“我告诉你牛畅，现在的局势很严峻，你们歌舞团不要一天到晚地老是唱些有气无力的歌。我们空军要带这个头，拿出我们自己过硬的东西来。”牛畅心里明白，这个以严厉、果敢、好胜著称的将军，是在给他下了一道战斗的命令。他必须往前冲，就是头破血流也要完成这命令。回到团里，牛畅立即召集创作人员做了研究，决定由他牵头组成一个8人创作组，去执行这道“命令”。创作中，牛畅提议，作品应是一部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大型歌舞剧；该剧的基本结构是把秋收起义到解放战争这段历史中流传较广、代表性强、富有时代气息的革命歌曲，通过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该剧的艺术表现手法应考虑到群众的欣赏习惯，采用有歌有舞，以舞说歌的形式。创作方案定下后，经过近1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他们拿出了4万余字的剧本。剧本分9场16景，共计19个组舞、46首歌曲。剧本的音乐编辑为牛畅、朱正本、姚学诚、陈杰四人。牛畅亲自为剧本中毛主席诗词《西江月·井冈山》《蝶恋花·从汀州到长沙》《七律·长征》等四首歌曲谱了曲。之后，牛畅又率领近300名演职员投入到异常紧张的排练中。这里需要补充的一件事，那首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十送红军》，正是出自这次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