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后，刘亚楼从外地打来电话。牛畅报告说，任务已按期完成。正当刘亚楼准备回京观看演出时，不知是谁到一位领导那里“告了一状”，说牛畅好大喜功，搞了一个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歌舞，叫什么《光辉的历程》。那领导一听火了，当即让那人传回话说：“告诉刘亚楼不要出这个风头，你们懂什么‘历程’，搞什么大歌舞。”听到传话，刘亚楼很为难，便委托空军一位领导先去看彩排。这位领导到排练场一连看了6个晚上。他最后拍着牛畅的肩膀说：“这个作品太好了！我看没问题。不过《光辉的历程》这个名字是否可以改一下，你们定好了。”牛畅根据这位领导的意见，将《光辉的历程》改为《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两天后，刘亚楼来到剧场，看完演出说了两句话，“鼓舞人心，必定成功！”并指示牛畅带团先赴上海公演。在上海，他们以《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剧名发布了广告，一上演便轰动申城，一演就是两个月，而且是场场爆满，他们载誉而归。在北京公演后，更是盛况空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作品，八一电影制片厂将这部剧拍成了彩色电影。不久，周总理看了这部被拍成电影的作品，指示要在全国放映这部片子。
人们或许看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却很少有人知道《东方红》正是在《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的基础上改编发展而来的。《东方红》的艺术构思、表现形式和大部分音乐舞蹈，借鉴采用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其中，牛畅为毛主席诗词谱曲《西江月·井冈山》《七律·长征》两首歌，也被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采用了。
继《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创作之后，1965年，牛畅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率创作人员赴越南，在战火硝烟的前线，历时两个月创作了一部反映越南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作品《长山火海》。这部作品在北京公演后，得到了热烈反响。周总理曾两次到剧场观看，并亲自主持演出后的座谈会，对编创人员的辛勤劳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前夕，一份党政军和各界人士出席国庆宴会的拟定名单，被呈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此时的周总理已身患癌症，病重中的他伏案审阅起每一个名字。这位善良的老人生怕由于自己的疏忽而把谁漏下，他想让每一颗饱经磨难的心灵在这欢庆的国宴中得到一点慰藉。他的目光移向了部队文艺团体代表的拟定人名上。由于领导创作《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又承担了周总理亲自交办的任务，创作歌舞剧《长山火海》，周总理记住了这位军队文艺工作者牛畅。他在牛畅的名字下面用红铅笔重重的画了一条线，抬起头对身边工作人员说道：“这个人我熟悉，搞大歌舞的，要有他。”
翻阅牛畅的简历，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与我军的文化工作结缘相伴。他由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领导干部，新中国成立后，牛畅先后担任川东军区文工团副团长、川东行署文工团团长、四川人民剧团副团长，西南军区歌舞团团长。1956年，他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专修班，毕业后任空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空政文工团副团长等职。在繁忙的领导岗位上，牛畅不忘艺术创作，他始终觉得文化艺术比地位、名利更有价值，能够承载起人的一生。那部在战争年代，他与时乐濛合作，根据作家李季《王贵与李香香》诗歌作品改编的新歌剧《王贵与李香香》，仅排在歌剧《白毛女》之后，被列为中国《十大新歌剧》之一，至今还不断复排。
作为国家一级作曲家的牛畅，先后创作了1000多件音乐作品，其中在全国全军获奖的作品就有90多首，可谓硕果累累。在采访中，我曾问牛老：“您作为一位老艺术家，怎样看待艺术与人生？”牛老对我说：“人生其实就是一门艺术，通俗与高雅要相得益彰，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为自己带来身心健康，给别人创造身心健康。”牛老还特别提醒我说：“千万不要称我是什么老艺术家，如果论老，充其量我就是一个老兵。”
我打开厚厚的一本《牛畅歌曲选》，看到500多首选入的歌曲中，有105首是写给孩子们的。由老伴白云娥作词，牛畅作曲的《打花巴掌》，节奏轻快、曲调清新、民族味浓厚，被选为世界儿童歌曲优秀作品之一。还是由他俩合作的《我们的生活多么好》更是以曲调短小、情感真挚的特点，获得全国少年儿童创作一等奖。这首歌还被列入幼儿园教学大纲中。从这些儿歌中，我看到了一位耄耋老人不泯的童心，也看到了他艺术生命的延续。
一下午的采访结束了，我走出这座小院，置身繁华热闹的街市，看着身旁匆匆过往的人群，想起了一位哲人曾说过的话：“老年人得到别人的尊重似乎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年轻人虽然也预享有名誉，但那名誉还未经实践考验；因此他们的名誉是信用贷款。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在一生中，他们已经通过行为证明了自己仍然保有名誉。”
照片晓赋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