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候遇到类似的情况，我总是禁不住想起小金被冻得乌青的模样。这么多年过去，仍留恋军营的生活，也就是因为这里有着许多这样的战友，他们总是让我的灵魂纯净明朗。每当我意识到自己变得琐屑、狭隘和怨气连连时，我总是愿意到连队去，去接触这样的战士，去冲刷自己的胸怀。
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我们几个演出队的演员爬上了一座不是很高的山头，准备去给一个常年驻守在山上的年轻干部演出。这对我们是常有的事情，到一个偏僻的哨所，为一名士兵开“专场”。
该连连长介绍：这位姓王的同志是某部的一位翻译，是专门培养部队外语人才的一家外语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他独守在这个山头已经有三年了。
我还记得他戴了一副眼镜，那军装脏得不成样子，油渍麻花的，一眼望去，绝不会和“翻译”之类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外形和气质联系在一起，倒像个炊事员，充其量也就是个司务长。
我们一钻进那间半地下的房子(东北叫地窨子)，他就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一般，高兴得不知所措。
他在地上转悠了半天，忽然趴下来。这个动作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从床底下抽出一个破纸箱子，又从里边翻出几个沾满灰尘的罐头，和一瓶没有标签的白酒，拿了一块抹布擦拭着。我想，这些东西他一定存了很久。
我注视着他清癯的面孔，心有所动，问道：“您家乡是哪儿？”“苏州。”他一张嘴，依然是一口吴侬软语。“习惯这北方的气候吗？”
“嘿嘿……”他只笑笑，没正面回答我。
环顾这间低矮的小屋，显然，既是他的住房也是他的工作间。屋里一张单人床，一张很破的书桌，上面有一部在当时来讲还算比较高档的收录机，他解释说：“这就是我每天用来听广播的。效果挺好，因为是在山头上。”
我想象着他每天俯在桌子上，边侧耳倾听边翻译记录的样子。
这间房只有一扇窗户，因而房间里的光线显得异常暗淡。窗户是两扇玻璃窗，玻璃已是乌蒙发黑，外面又蒙了一层塑料薄膜，光线自然难以射透。窗棂锈迹斑斑。为了防冻防潮，估计这窗户很少打开过。但是，在窗台上，我意外地看见了一盆绿色的植物。窗外的阳光，稀稀落落射在它长长的叶子上。它的枝叶向室内蔓延生长，懒懒地宣泄着一种生命的潇洒。
我不记得我俩是怎样拉开的话匣子。就记得他拉着我没完没了地聊，聊他读书时如何刻苦发奋的事，聊他的许多同学眼下如何如何春风得意，还有他有病的父亲已卧床两年，以及他上大二时就交上的女朋友在他蹲山头儿的第二年就吹了……
我俩边喝边聊，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劲儿。
在交谈中，他莫名其妙不合逻辑地不断插入“谢谢”二字。“谢”得我挺别扭，心想：这人没事吧？老“谢”什么呢？
但我渐渐地理解了：只要我在听着，他就高兴，就痛快，就满足，就心存感激。
我们要给他演几个节目，他忙摆手，红着脸说：“不，不，不……能有人和我说说话，我就……”
他一时语塞，忽地转过脸去。
很快，天要黑了，屋子里已经黑了。该下山了，我拔不动脚，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道别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