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1902-1963）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国家和军队卓越领导人。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荣桓镇)。在衡东县荣桓镇南湾村有罗荣桓故居和罗荣桓元帅纪念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同年参加鄂南暴动，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
1929年底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旬，红四军歼灭土著军阀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两个团，攻占长汀，打开了闽西局面。在长汀，部队番号作了改变。团改称纵队，营改称支队，连改称大队。第二十八团主力编为第一纵队，第二十八团余部和特务营编为第二纵队，第三十一团编为第三纵队。第三纵队司令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罗荣桓任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即原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九支队长是张宗逊。
六月下旬，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后，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进行了一些争论。这一争论早在井冈山时期即已产生，有的人对党支部决定连队的问题有怀疑，有的党员认为党的严格纪律约束了个人自由。此外，虽然经过了“八月失败”，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尚未为当时红军领导人所普遍接受。
关于这次争论，罗荣桓在一九五六年回忆说：“有的高级干部、知识分子感到约束很大。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党员自然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在那时候，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但毛主席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七次代表大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满情绪。”
与这一问题相联系，会议还争论了究竟是政治部出布告，还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隶属于司令部。在会上，还有人认为，民主了半天，最后还是党代表集中，是“自上而下的民主制”，实际上是家长制。他们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切问题都由大家来讨论决定，如此等等。
从秋收起义以来，罗荣桓便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亲自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例如，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部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等等，这些主张完全切合部队实际情况，效果都是明显的。毛泽东关于反对流寇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思想都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不这样做，就会失败。“八月失败”就说明了这一点。而毛泽东关于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主张牵涉到要把红军建设成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更是必须坚持的。因此，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罗荣桓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但是，这种意见在会议上只占少数。会议改选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七月底，蒋介石发动闽、粤、赣三省的第一次“会剿”，红四军决定，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一九二九年一月由闽西地方红军编成〕留在闽西坚持斗争，第二纵队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与此同时，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状况和红四军“七大”中的分歧意见。
由于闽中群众工作没有基础，出师不利，朱德决定，回师闽西。九月，第二、三纵队和一、四纵队会师后打垮土著军阀福建暂编第二旅卢新铭部，攻占上杭。九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
这时，由于实行了否定民主集中制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实际上是极端民主化，问题无论巨细都毫无准备地拿到会场上争，往往争论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
红四军“八大”在这种极端民主化的气氛中开幕以后，“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熊寿祺：《红四军状况报告》，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这次会在无组织状态下开了三天，毫无结果，引起许多同志不满。在会上，罗荣桓等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但是，毛泽东仍然留在闽西。
十月上旬，中央要求红四军乘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向东江地区出击。当这一指示到达红四军时，两广军阀混战已经停止。然而因为消息闭塞，前委仍然照中央指示执行，率第一、二、三纵队开往东江地区。
十月二十二日，陈毅从上海返回部队，带来了他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军事会议精神所写、经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信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要求前委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十月二十五日红四军攻入梅县后，撤出稍事休整。十月三十一日又返转来打梅县。罗荣桓率领九支队打进了北门。敌军凭借街道两旁的楼房，用手榴弹、机关枪封锁街道。我军队形拥挤，又无工事掩蔽，伤亡达二百多人。罗荣桓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谭政、孙开楚两人冒着弹雨，将他抬下了火线。
罗荣桓被敌人的子弹打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井冈山时期的一次战斗中，他正带领战士们与敌人激战，突然感到胸前似乎被人打了一拳。他也没有在意。战斗结束后，他才发现自己上衣的口袋已经烧破了。他一摸口袋，那作为零用钱发给他的一块银元居然还在。他把这银元掏出来，摊在手心，回想着方才的战斗情景，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子弹正好打在银元上。他摇摇头，道一声“惭愧”，不禁哑然失笑。他后来诙谐地对家里人说：“要不是这块银元保驾，那一次我已经去见马克思了。”
罗荣桓躺在担架上，随着打了败仗的队伍匆匆北撤。当时部队里连纱布、碘酒也没有，医务人员只好随便找上点白布将他的伤口裹上。殷红的鲜血早就把裹伤口的白布浸透了。在崎岖的山路上，担架不住地颠簸，引起罗荣桓伤口一阵阵剧痛。他咬紧牙关，还不时安慰为他的伤势焦虑的医务人员。
队伍撤到寻乌，才找到碘酒纱布。十一月二十三日，红军收复汀州，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决定请毛泽东速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同日，罗荣桓住进了汀州傅连暲开办的福音医院。自从红四军一九二九年三月打下汀州后，傅便倾心革命，带领医院积极救治红军伤病员。由于红军当时尚无较稳定的根据地，红四军撤离汀州后，医院仍留在汀州，利用教会和红十字会名义及傅在当地上层人物中的关系，继续掩护和医治红军伤病员。
这时，罗荣桓的伤口已基本愈合，但因为负伤时失血过多，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为了给罗荣桓补血，加强营养，傅连暲天天让他吃猪肝，可又不让他吃一点辣椒，因辣椒是有刺激性的东西。罗荣桓住了十天院，几乎天天都吃不放一点辣椒，盐也放得不多的猪肝汤。他既衷心地感谢傅医生对他的关心，可又感到实在有点吃腻了。后来他经常对傅连暲开玩笑说：“你的猪肝我可是吃够了。”傅便双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当时为了加强营养，除了猪肝，我是什么也拿不出啊！”
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二十八日，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部队整训，同时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十二月初，罗荣桓出院归队，随即率领第三纵队第九支队来到连城新泉，参加部队整训，军部也驻在这里。
在此期间，毛泽东集合了一批党代表，用半个多月时间，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为召开红四军党的九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并积极反映了部队的情况。他讲了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他说，第九支队有一位军官，打人很凶，士兵就送了他一个绰号，叫“铁匠”。这个典型写进了古田会议的决议。
十二月中旬，部队由新泉开往古田，罗荣桓等党代表又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逐条讨论，起草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十二月二十八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就禁止枪毙逃兵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是会前经过充分酝酿，集体讨论后由毛泽东起草的，因此很顺利地为大家所一致通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在这一决议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使红军得以肃清一切旧军队的影响而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大会接着改选了红四军前委。这次大会提出，候选人必须具备“政治观点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基本条件，才能当选为委员。会议经过充分酝酿，选举了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十一人为正式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三人为候补委员。在前委一九三○年一月六日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此次选举精神，一洗以前的故习，……内中如宋裕和（湘南农民）、李长寿（独立团老兵）、田桂祥（湘南农民）、黄益善、罗荣桓五位同志皆系作下层工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
罗荣桓的一贯表现和在古田会议前后的作用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在古田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在散步，这时罗荣桓恰巧从一旁走过。毛泽东指着罗荣桓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古语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沉静稳重的罗荣桓就是不言的桃李。由于他不露锋芒，便很难脱颖而出。人们发现他的才干就需要一个过程，连以知人善任著称的毛泽东都对他发出了“发现晚了”的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