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人民为革命作出了牺牲和贡献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聂荣臻责任编辑:柳晨
2016-09-06 08:59

一九三四年十月,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之前,一军团在福建打了温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我和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当时保密纪律很严,所以我们也没有多问。听说毛泽东同志这时候也从外地回到瑞金了,我提议去看看他,就和林彪一起去了。毛泽东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说:“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我说:“我们回来了,接受新任务来了。”毛泽东同志故意反问:“什么任务?”我回答说:“要转移。”当时称长征不叫长征,叫转移。因为并非预定了要走二万五千里,只是要先转移到湘西去,和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再作计议。

当时,先遣队已提早出发了。七月份,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同志领导的红七军团组成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早已首途北上。随后在赣东北与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转战皖南地区。八月份,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出发,由任弼时和萧克、王震等同志率领,到湘西一带找二军团去了。

毛泽东同志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说:“我们接受任务了。”

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同志,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毛泽东同志历来是很守纪律的。同时,那个时候他也在避嫌疑。因为一军团长期是由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部队,他要防止教条宗派主义者怀疑他在暗中搞什么宗派活动。因此,没有达到我们想探问转移方向的目的。毛泽东同志这样注意守纪律,李德仍不断散布谣言,诬蔑攻击毛泽东同志搞宗派活动,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他写的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面,仍然充满了这类无耻谰言。我所经历的事实,是对这类谰言的最好的回答。

辞别毛泽东同志以后,第二天我们就同部队一起离开瑞金,九月中旬末到达兴国以北的高兴圩,与原在那里的五军团一起阻击周浑元纵队三个师的进攻。敌人在这次进攻中火力特别猛烈,飞机、火炮轮番轰击,我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阻击,直到九月底他们才占领了高兴圩。以后敌人停止进攻,进行筑堡。十月上旬我们与五军团换防,奉命到兴国东南的社富、岭背、宽田、梓山一线集中,十月十二日以前我全军团到达了预定的集中地域。

长征之前,洛甫同志在《红色中华》第二百三十九期上,发表了《一切为了苏维埃》的文章,提出了准备反攻的任务,这是我们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一日由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署名,发布中革军委长征行动的命令。在此前后,总政治部由李富春代主任署名(因王稼祥同志第四次反“围剿”后负伤了),也先后发布了几个政治动员令,我们根据这些命令,逐步将动员工作、准备工作具体化。出发前,军委又拨给我们两个补训团,一军团总兵力达一万九千八百多人。

一军团的部队,是十月十六日以后,先后离开端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向了长征之途。过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这是我战斗了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些,我不胜留恋。主力红军离开了,根据地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我又为他们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使我放慢了脚步,但“紧跟上!紧跟上!”由前面传来的这些低声呼唤,又使我迅速地走上新的征程。

行军时,三军团在右翼,其后有八军团;一军团在左翼,后面有九军团;从两翼掩护着中央纵队(第二纵队)和军委纵队(第一纵队)——当时为了保密,用红星纵队等代号,作甬道式的开进。第一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第二纵队由罗迈(即李维汉同志)任司令员,邓发任政委。五军团担任殿后。

开始出发时,红星纵队真像大搬家的样子,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就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等“坛坛罐罐”都带上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庞大很累赘的队伍。以后进入五岭山区小道,拥挤不堪,就更走不动了。有时每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

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一军团由二师担任前卫。这时,粤敌的第一师主力在安西,第二师在信丰,第四师在赣州、南康,独二旅在安远。我们突围第一仗首先在江西安远和信丰间的版石圩一线碉堡群间打响。十月二十一日,我一师一团袭占新田,二师六团袭占金鸡,旗开得胜。这一线守敌是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一个旅。敌人发觉我们突围的红军大部队以后,边打边撤。十月二十二日我军进攻版石圩,守敌是第一师的第三团和教导团,敌凭堡垒进行了顽抗,经两个半小时激战,才将敌人击溃。敌人向安西逃跑,我们在追击途中,又与敌激战数小时,共歼敌约一个团,除打死打伤的以外,俘敌三百多人,缴获了部分军用物资。粤敌第一师经这一打击,退到古陂,三军团早从右翼插到了古陂,随后也追歼逃敌到安西。敌退守安西后不敢再出,我一、三军团派出一部兵力,监视信丰、安远这三点敌人,掩护后续部队从这三点间安全通过以后,我们才先后撤出战斗。敌人吹嘘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就这样被我们冲垮了。

夜以继日,我们赶到了第二道封锁线。第二道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山上。碉堡和碉堡之间,沟壕相通,火力相连。这一线的守军,保安队居多,有的还没有见过正式红军,有的也没有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国民党正规军则深处内线。我二帅六团在团长朱水秋、代政委王集成同志率领下以奔袭、奇袭方式夺取了城口。

城口临河,河边有一道木桥,公路从上边通过。敌人在桥上设有岗哨。负责主攻的六团一营,非要从木桥上经过不可。十一月二日晚,一营到达距桥头数百米处,敌人就发觉了。敌喝令一营停止前进,一营佯称是“自己人”,一面上前夺哨兵的枪,一面派部队涉河包抄。这时,二营也迂回过去了,歼灭了城口这股敌人,生俘了一百多人。军团部移驻城口。与此同时,三军团因湘敌六十二师先我占领汝城,所以对汝城采取派一部监视,其余部队绕道通过的办法突了过去。第二道封锁线就这样又被我们突破了。

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设在粤汉铁路沿湘粤边湖南境内良田到宜章之间。这时韶关这一线的铁路虽然还没有全线修通,但是有些地方火车短距离是通车的,公路上汽车往来也频繁,对敌人调兵非常方便。敌人几年以前就利用修铁路的水泥器材,在这一线山上修了不少碉堡。而且这时敌人已判明我们在突围,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的已经从江西、福建追上来了。粤敌利用他们有铁路公路之便,正赶往我们前面堵击。

在这样危急的情势下,我和林彪之间,为了部署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发生了长征路上的第一次争吵。我平时总认为林彪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时他也能打。他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可是由于他政治上存在很大弱点——个人主义严重,对党不是很忠诚,有时就使他在军事指挥上产生了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次在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就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本来是要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多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先期占领粤汉线上的乐昌以后,向我发动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因为我们早就知道广东军阀的部队正在开赴乐昌。可是林彪不执行军委命令,不占领九峰川,一直拣平原走,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他持的理由是敌人还没有到达乐昌。我说,那可不行!我也估计敌人可能还没有到达乐昌。可是我们离乐昌还有一段路程。我们的两只脚怎么能跟敌人的车轮比呢?就算敌人现在还没有到乐昌,等我们用两只脚走到乐昌,也可能和敌人在乐昌碰上了。因为敌人是乘车。同时,我们也不能只管自己在平原上跑过乐昌就算完,还有中央军委纵队在后面,我们担任的是掩护任务。如果我们不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怎么办?我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作为政治委员,对军委命令的执行,是负有责任的。因此,我坚决主张按军委命令行事。当时我们争吵得很激烈。左权参谋长为了缓和这场争吵,他建议派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去侦察一下。我说,侦察也可以,不侦察也可以,你去侦察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察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担任如此重大的掩护任务,我们可不能干这些没有把握的事。我说,我同意派人去侦察,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的命令行事,一定要派部队控制九峰山。以后陈光侦察回来说,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敌人,正在向北开进。林彪这才不再坚持了。

幸亏我们没有图侥幸。十一月六日下午三点,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亲自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装作敌人的口气,和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了一次电话。该民团团长告诉他,红军到了何处,他不知道。乐昌前日到了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一团今日开往九峰去了。这时,他才着了急,赶紧派二师四团,昼夜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阵地,随后派出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了九峰圩的敌人,保证了左翼的安全。再加上三军团在右翼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这就更增加了有利条件,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中央军委等后续部队,从九峰以北安全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选录自《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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