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在实战中感受到外国火器的威力，也有了仿造积极性。至崇祯三年即1630 年，明朝仿制出的大中小型红衣大炮达400 余门，还改进制造出迅雷铳（装五根枪管的火绳枪，枪管轮流发射）、连子铳（原始连发枪）和翼虎铳（装三根枪管的短射程轻便火绳枪）等。明末一些精锐军队中火器手的比例已高达60%，这表明明军已进入冷热兵器并用的时代。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崇祯皇帝带着一小队太监想突围，手里拿着的也是三眼铳（装三根枪管的火绳枪），只是因出不了城门才被迫返回景山上了吊。
尽管明末已有实现从冷兵器到热兵器飞跃的一个机会，却缺乏机制改革的氛围，政治军事体制依然僵化，经济混乱和饥荒遍地又导致暴动蜂起。著名科学家徐光启曾提出“正兵”计划，其学生、时任登莱巡抚的孙元化上呈了建立全副火器装备的新营制方案，朝廷却都以靡费为名拒绝拨款。明朝内部倾轧又导致一些将领携带红衣大炮等精良武器投奔满清，结果清军在1641年锦州一带的会战和1644年同李自成军交战时占据了火炮优势，明末仅有的那点军事装备改革成果最终为他人作了嫁衣。
入主中原的清朝原本文化十分落后，起初因作战急需也重视火器，却只能仿制而无力搞科技创新。清廷稳定政权后更为闭关自守，长期迷信“弓马定天下”的传统，出于防范心理又由八旗兵垄断枪炮，火器发展近乎停滞，东方封建古国同西方资本主义新兴国家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越拉越大。正是由于明朝的昏聩和随后清朝的愚昧保守，中国丧失了跟上世界武器发展大潮的宝贵机遇，最终出现了近代落后挨打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