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成就了红军长征这一艰难神话?

来源:中国军网综合作者:胡世宗责任编辑:任爽
2018-04-04 14:06

如火的信念

人类的文明,由物质与精神两个部分组成。人类的生存不能没有物质,也不能没有精神。后者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在中国工农红军漫长的征途上,物质的缺乏近乎极限。想一想,在水草连天的草地上,米袋子已经是空空的了,连能吃的野菜也采光了。有人回忆曾见到前头的部队围了一圈又一圈的红军战士躺倒在地,手里端着饭碗,碗里还有野菜,分析说这是集体食物中毒。那一年重走长征路,我走到湖南新晃县时,访问了一个叫江文生的老红军,他跟我讲,长征中最难的是过草地呀,没有吃的,人没劲,很难往前走。这时身边有一匹战马踩到了泥潭里,就要沉下去了,没救了,有人上去用刀子割马屁股上的肉,想把这马肉割下来,烤一烤吃了,好有力量走出草地,因为这匹马已经无可援救;有的人不让割,说这是无言战友啊……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最真实的故事,我把它写成诗,标题叫《沉马》,发表后,受到刘白羽、魏巍等许多前辈的称赞和鼓励。红军长征的艰难成了一部神话,这神话中,最鲜明的就是他们有着钢铁般坚定的明确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北上抗日救中国”。

红军总司令朱德曾经在延安对前来采访他的记者说:“红军作战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政治认识透到每个战士,和群众基础工作得到许多便利!”

长征中,红军官兵充满了为真理而献身的热忱。革命政党提出的政治使命,变成了成千上万人个人追寻的人生理想;革命政党提出的奋斗口号,变成了成千上万人自觉的行动。

“北上抗日”,这个口号在长征途中是特别响亮的,是特别深入人心的。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时,我们党就提出了明确的抗日主张,针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我们党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33年5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告闽粤白军士兵书》中,首次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此后,我们党和红军多次重复、强调这一主张。

1934年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之前,红军曾派遣3支部队先行突围远征。这3支部队是红七军团(后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合编为红十军团)、红六军团和红二十五军。这3支队伍都鲜明地高举着“北上抗日”的旗帜。

1935年1月红军在遵义休整期间,毛泽东重又响亮地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给长征——当时叫“西征”这一军事行动,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这个口号像闪耀强烈光芒的灯塔,一下子照亮了千帆竞发的红军的航程,广大指战员的眼睛亮了,心胸宽了,目标明确了,热血沸腾了!

抗日!救国!

这是引人共鸣的口号;

这是凝聚人心的口号。

红军向群众、向白军宣传这个口号,也把它当成自己全力奋斗的事业。

红军长征先遣部队的将领方志敏率领先头部队冲破了敌人的包围,但他想到主力部队还没有出来,便又重新突入敌人的包围圈去寻找自己的主力部队。敌人兵力是红军的7倍,并且层层严密地包围了红军队伍。方志敏率领部下沐雨浴雪,已是弹尽粮绝,仍与敌人拼刺刀,寡不敌众,方志敏被敌人逮捕了。

在敌人的“法庭”上,在敌人的监牢里,在多个有群众的集会场合,方志敏都高声宣传抗日主张,怒斥敌人卖国求荣,拒绝了敌人的威逼利诱,最后于1935年8月6日——中央红军走到了毛儿盖、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结束那天,在南昌英勇就义了。就义时英雄方志敏仅36岁英年啊!他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从没有屈服过,他还利用敌人给他写“悔过书”“自白书”的纸笔,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10多万字的作品,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革命战士高尚的情操、不动摇的理想和坚贞的信念。

长征中,红三军团“娃娃营”中有一个年仅十二三岁的小战士,他叫张金龙。部队突破腊子口之后继续北上的路途中,不时遇到敌人的袭扰。小金龙一条大腿被敌人的冷枪打中,他不省人事地滚下了山坡。待他苏醒时,天还没亮。大部队早已走得无影无踪,寒风吹得树叶哗哗响,毕竟他人太小了,禁不住害怕,竟哭了起来。哭了一阵,他想:我是红军战士啊,我要坚强啊,我要找我的部队去!腿伤了,他站不起来,就爬,没想到他一爬动,伤口的血就流得更多了,很快他就因失血过多而昏迷过去。

等小金龙再醒来,已躺在老乡家里了。一个60多岁的老爷爷正用尖利的小刀给他取嵌在肉里的子弹,旁边有个慈祥的老奶奶在爱惜地望着他。原来这是一对老猎人,打猎时发现了小金龙,把他抱回家来。两个老人没孩子,对他无比的亲切。猎人家里又有治枪伤的药,加上精心照料,只个把月,小金龙就快痊愈了。这时,“马家军”到这条山沟里搜查“共匪”来了。“马家军”的代表人物为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人称“西北四马”。其中,尤以大军阀马步芳最为人熟知,他嗜血好杀,对红军残酷围追,对人民欠下深深的血债。

一天早上,“马家军”一个军官闯进了这个老猎人的家门,从炕上把小金龙拉起来。老婆婆赶忙拦挡说:“这是我的孩子啊!”那匪军官从小金龙的怀里查出一顶红军的军帽,顺手给老婆婆两个耳光。

小金龙知道这一切已掩藏不住,他年纪虽小,但此刻却表现得异常镇静,反倒质问起那军官:“我是红军,这究竟有什么罪?”

“红军有罪,红军是土匪!”匪军官胡搅蛮缠。

“你们才是土匪!我们红军是北上抗日的队伍!”

“抗日也有罪!你们反对蒋委员长!”匪军官继续胡搅蛮缠。

“我问你,你是不是一个中国人?日本人打到我们土地上来了,抢我们的东西,杀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受苦受难,你不管,不去尽一份力量,却来杀红军,你还是一个人吗?”小金龙把当红军以后首长给他讲的抗日的道理都用上了。匪军官知道说不过他,就下令“把这个小‘共匪’给我毙了”,几个匪兵就把小金龙拉出去了。

那匪军官以“胜利者”的口吻对小金龙说:“你还有什么话要留下吗?如果有需要我们办的,比如通知你家里,我们也可以替你办到。”显得多么“宽容”、多么“大度”啊!

“我有一个要求!”小金龙凛然说道。

“你说吧。”匪军官以为小红军要说软和话了。

小金龙说:“你为什么要枪毙我呀?为什么不用刀砍我的头啊?这样可以节省一粒子弹去打日本人呀!”

“节省一粒子弹去打日本人”——那个匪军官听小金龙说出这样的“要求”,一时语塞。这个平时耀武扬威、也许是杀人不眨眼的“马家军”军官顿时热泪盈眶了,他哭泣起来了;他手下十几个兵也都被这个宁死不屈、自己死了还惦记着抗日的小红军感动了。

那匪军官再没有说话,他把小金龙又送回老猎人家里,还扔下一些银元。

小金龙在老猎人的帮助下到了陕北。

两个故事同样令人深省。一个红军将领方志敏,一个红军小鬼张金龙,他们都是肉体凡胎,可是他们的意志却那么刚强,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肯低头,他们坚信自己选定的人生目标,觉得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是无比光荣而幸福的。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采访了经历过长征的许多红军将士之后,很有感触地说:“共产党有理由认为,并且相信,他们正在走向抗日前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这有助于他们把一个可能会是士气低落的撤退,转变成一次精神振奋的胜利征程。后来的历史表明,他们强调这点是对的,这无疑也是他们大迁徙的第二大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他们要去的那个地区,对中国、日本和苏联的直接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了这次英勇远征的胜利结局。”

长征,确确实实是人类一曲信念的凯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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