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先入为主的缘故，隶书成了我艺术生涯中最主要的研修科目。
从少儿时代受身边老师影响，到大学期间临习隶书、楷书等碑帖，再到大学毕业之后曾一度追随时风，又在清人隶书上进行了一段时期的摸索。直到1998年左右开始探索碑简融合，继而走上真草隶篆乃至诗书画印融合之路，至今二十载不曾放弃。曾刻自用印“贵有恒”以自勉。
事实上，伴随我二十年融合之路的除了时光的更替和汗水的付出，更多的则是眼界的开阔、经历的丰富、理念的完善及行动的跟进。我深知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我也常讲：在艺术发展的道路上，理念比行为更重要，方向比速度更重要，才情比功力更重要。当然，传统功力是基础，是前提，不容轻视。在隶书的基本功锤炼方面，我曾下过一番功夫，先是《曹全》，后是《张迁》，然后《礼器》《石门》《鲜于璜》《西狭》等都不曾放过。对于研习传统碑帖，我一向注重深入观察与总结。比如《张迁碑》，我归纳其特点如下：用笔方面，1、方笔为主，方圆兼备；2、淡化波折，不夸雁尾；3、强调重笔，粗细相间；4、点画劲健，刚中寓柔；5、起承转止，笔法多变。结字特点，1、字形方正，少有纵逸。2、重心下沉，朴茂稚拙。3、外收中放，拙中藏巧。4、错落有致，字态生动。5、大小参差，轻重多变。还有其它汉代碑刻、石刻十余种以及汉代简书、清人隶书多种均依样做了详尽的分析与概括。如此以来，既加深了对该碑帖的认知，同时也加强了各碑帖间的比较，便于分别掌握其要领。
真正进入到具体的临帖，每个环节都必须在正确理念支配下进行。见异思迁、不守法度、没有恒心、死临不悟等都是绝不可取的。此外，还须做到对临和背临、临帖和读帖、选临和通临、实临和意临相结合。尤其实临和意临，实临贵在形，意临贵在神；实临贵得法，意临贵得气；实临求共性，意临求个性；实临是基础，意临是发展。可以说，意临是从临摹走向创作的一条纽带、一座桥梁。多少年来，我坚持游走并陶醉于实临与意临之间，艰辛并快乐着，耕耘并收获着。
在主攻隶书的同时，篆、楷、行、草我也不曾偏废，但精力并非平分。我体会以点带面是颇见成效之手段。事实上，各种字体、各种书体之间是完全相通的，其创作规律也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表面特征有所区别而已。因此我坚持将主要精力投入在汉代碑刻及刻石方面，并在不同阶段有选择地实施主攻，精心追求其法度，努力表现其神采，深入挖掘其内涵。同时将汉代《武威仪礼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简书作为重要的辅助科目深挖精研。取碑之法、简之意，碑之金石气息、简之笔墨情趣。曾撰联句“融碑于简，求趣由心”以表达治学理念。此外，兼攻秦篆、魏碑、章草及大草等。一方面，篆书之圆劲，魏碑之雄厚、草书之生动为隶书创作增加了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隶书笔法与构成之妙也或明显、或隐含反馈于其它书体，使得诸体既兼融并蓄又各具相对独立之面目，可谓一箭多雕。以篆书为例子，我以《秦诏版》等小篆一系遗迹为基础，融入楷隶之提按藏露、行草之流便率真，并辅以浓淡虚实之墨色、轻重疏密之构图，以求潇散、朴拙、多变之艺术效果，似有所得。再以草书为例，我以《月仪帖》等章草为主调，兼篆之朴拙、楷之稳妥、隶之峭拔及大草之跳跃，试图于收放、动静、古新之间寻找出路，亦多有感悟。
在早年近二十载的学校生涯中，我曾相继主修过中文、绘画、书法与篆刻，并对以上诸学科都热爱有加。很早以前就为自己命名了“四融斋”的雅号，即融合诗书画印、真草隶篆于一体。还撰写了题为《追求四融》的文章见诸报刊。事实上，人的精力非常有限，面面俱到难以有成。然而老一代艺术家的经典之语常常回响在我的耳旁：“宁要一绝，不要四全，但没有哪一绝不是四全在滋养”。我坚信“金字塔理念”，基础越宽厚，塔尖就拔得越高。我也曾在自作诗《创作有感》中写道：“画印兼融成妙趣，诗书合璧得天然”。诗书画印是浑然合一、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正像前面所讲真草隶篆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相通相协、相辅相成。首先，诗文之情怀、绘画之笔墨、篆刻之神韵对书法创作之重要支撑不言而喻。其次，它们之间互为补益，更有助于多个门类各具风采，对此我深有体会。近来曾治印上百方，虽以汉印为基，然奏刀于石，经意不经意间常流露出笔情墨趣，分间布白也多有奇思妙想，暗合绘画之构图。写意国画更能将书法笔墨运用得淋漓尽致，再以诗句点题，恰如画龙点睛。当然，如何妥善处理好它们之间轻重主次关系需有明晰思路和明智规划，否则很可能步入顾此失彼或“四大皆空”之尴尬境地。对此，我一向警示自己：“同修共进，以博养专”，博为手段，专为目的。我在最近的另一文中也写道：“没有博的支撑，所谓的专难以达到高度；反之，没有专的造就，所谓的博并无真正意义”。常自我表白：诗书画印以书为主，真草隶篆以隶为主。行发于心，行成于思，二十年来志于此道，虽饱尝寂寥，历经波折，然充实而欣慰。
在此以我日前自作联表达心迹：“孰以贞恒求古法，吾凭正大尽初心”，我之初心——“四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