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代表中國海洋文化的冒險精神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劉士林 姜曉雲責任編輯︰劉航
2017-05-11 08:12

海上絲路開放與融合精神

——從《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城市廊道敘事》出版說起

■劉士林 姜曉雲

中國廣東地區沿海地圖(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大陸之外,便是海洋。中國是一個陸海相連的國家,曾擁有世界領先的農耕文化和海洋文化。

近日,拙著《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城市廊道敘事》一書出版,恰逢“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即將召開。在撰寫書稿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地被海上絲路的開放、融合精神所震撼。《藝文類聚》記載︰西周成王時,“于越獻舟”。越人獻舟的路線,已經是取道東海,渡黃海,泛渤海,入黃河,進渭水。據史料記載,秦代時,徐福奉秦始皇之命,乘樓船入海,尋找不老之藥,樓船的體量已經很大。《漢書•地理志》里也留有海上絲綢之路的很多記載。

在這條海上絲綢之路航行的船只,帶去的主要有黃金和絲綢等物品,購買回來的是珠寶

古代中國開闢的海上航線,主要有東海航線和南海航線,東海航線主要是前往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南海航線主要是通往東南亞及印度洋地區。古代中國人下東洋、下南洋、下西洋,留下了無數精彩紛呈的故事,鄭和七下西洋更是在世界文化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光輝篇章。

海上絲綢之路所代表的中國海洋文化,最突顯之處是冒險精神。早期航海,沒有指南針辨別方向,甚至沒有風帆提供動力,航海必須利用季風和海流,充滿危險和不確定性。早在商代,中國就有了海洋意識。經過早期中國人的不斷冒險與探索,早在春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東海航線便已初具雛形。

西漢的張騫冒著外敵威脅、流沙覆蓋、道路不明等危險,開闢了直達西域的絲綢之路。但張騫的“鑿空”,是有“路”可循的,之前的絲綢之路已經以“節節相連”的方式,被沿途的行旅們一一貫通;之後的絲綢之路也以“互聯互通”的方式存在,每過一個國家或城市都需要“通關文牒”。與之相比,海上絲綢之路的冒險,是“御風而行”,行進在水里而非陸上,以直通而非間接的方式,直接到達沿岸或彼岸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核心地區。

《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城市廊道敘事》 劉士林等 著 東方出版中心

唐代中期以後,由于戰亂及經濟重心南移等原因,海上絲綢之路逐漸取代陸上絲綢之路,成為中外貿易交流的主通道。隋唐時期運送的大宗貨物是絲綢,因而後世把這條連接東西方的海道叫作海上絲綢之路。宋元時期瓷器逐漸成為主要出口貨物,因此又被稱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時,由于輸出商品有很大一部分是香料,因此也被稱作“海上香料之路”。古代中國人經過不斷冒險前行,最終成就了這條舉世聞名的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所代表的中國海洋文化,核心在于市場意識。海外市場奇貨可居,海上絲綢之路不計風險地去開拓,主要目的是為了尋求經濟利益,這有助于沿海一帶市場與港口城市的形成。城市是商業和人口集聚的地方,也是市場的所在。陸上絲綢之路所歷經的城市,往往是山川險阻、城牆護衛、重兵把守,因而政治文化異常發達。海上絲綢之路所歷經的港口城市,往往是物產豐富、河海相連,商業文化比較繁盛,冒險行為有利于通過市場交易獲得超額收益。以廣州為起點通往印度洋和東非沿岸的西行貿易航線,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全程14000公里,為廣州這座中國南方城市增添了無窮的活力。

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促進了各自城市群(廊道)的興起和繁榮,相較而言,陸上絲綢之路的城市大多是政治型的,易隨政治的興衰而興衰,曾經許多繁盛的城市已湮滅在歷史的塵埃之中;海上絲綢之路的城市大多是工商型的,易隨著市場的發展而發展,如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就促進了中國江南地區市場經濟的發育和資本主義的萌芽。

海上絲綢之路所代表的中國海洋文化,還在于宗教信仰。從事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存在著極大的人身和財物風險,光有巨額經濟利益的外在驅動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內在的堅定信仰。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旅人與貨物的通道,還是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宗教進入中國的重要渠道。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有學者認為最早就是借絲綢之路,也有學者認為最早借海上絲綢之路。東晉的法顯為求佛法,從絲綢之路到達印度,並由海上絲綢之路到斯里蘭卡並返回中國。媽祖作為中國的海神,源于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泉州,所形成的媽祖信仰是中國最有代表性的一個民間信仰,並遠播海外。

海上絲綢之路所代表的中國海洋文化,集中體現在文化的多元。中國傳統文化里有濃厚的“家鄉情結”“家國觀念”,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不斷拓展,更多中國人遠離家鄉,僑居異國他鄉,成為華人華僑,這一方面傳播了中國文化,另一方面也拓展了中國的心胸。與此同步,阿拉伯等國家和地區的許多商人也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並定居于此。這種人員交流是雙向的、和平的,體現了一種“和而不同”的開放融合精神。傳統觀念認為中國在唐代時期文化是最包容的,日本的遣唐使和鑒真大師的東渡可作為明證,而這正是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結果。其後,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元代為官並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返回故鄉威尼斯,明代官員徐光啟向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並將德國傳教士湯若望作為自己修訂崇禎新歷的助手,海上絲綢之路所形成的和平、開放、融合精神不可低估。

(作者劉士林系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姜曉雲系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兼職研究員,南京師範大學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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