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益民︰以《雪祭》來告慰戰友們的英靈

來源︰中華讀書報作者︰舒晉瑜責任編輯︰劉航
2017-08-03 15:08

《雪祭》,黨益民著,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36.00元

作家訪談

我的許多戰友長眠在了高原,他們犧牲了,我還活著,我不寫誰來寫?我有責任告訴讀者高原上發生的一切,也以此告慰戰友們的英靈。在高原,英雄與非英雄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我沒有刻意地拔高,而是用平淡的克制呈現高原軍人的平凡與非凡。

“我19歲進藏,修建青藏公路,西藏有我難忘的青春歲月,也掩埋著我們許多戰友。我深愛這片土地,深愛那里的自然風物和人文環境,懷念那些犧牲了的戰友。我先後進藏40余次,走遍了青藏公路,新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那些公路像多情的臂膀,將西藏緊緊擁抱,又像一條條搏動的血脈,聯結著內地與西藏。”

關于西藏,黨益民寫過長篇小說《一路格桑花》《父親的雪山,母親的河》和長篇報告文學《用胸膛行走西藏》,還出版過散文集《西藏,靈魂的棲息地》。其中《一路格桑花》被改編成了電視連續劇在央視一套播出,《用胸膛行走西藏》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但這些作品寫的都是川藏線、新藏線,也包括中尼公路,而西藏的另外兩條重要公路——青藏線和那昌線沒有涉獵。“不是不想去寫,而是一直沒敢去觸踫這塊在我心里最柔軟最敏感的地方。”黨益民說,西藏是他生命中難以磨滅,不能忘卻的記憶。每當他打開地圖,查看那些熟悉的曾經戰斗過的地方,就激動不已,那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仿佛就在眼前。

記者︰為什麼時隔二十年,才寫這一段西藏往事?

黨益民︰我一當兵就在海拔四五千的青藏線唐古拉山修築公路,我們先後有一百多位戰友犧牲在那里,掩埋在山下的格爾木烈士陵園。部隊後來轉戰到了藏東高原的那昌線,也先後有多位戰友犧牲在那里的雪拉山上。我親眼目睹過戰友的犧牲,那些無聲無息卻又驚心動魄的場面,一想起來就讓我肝腸寸斷,渾身戰栗。我不忍心去回憶,所以一直沒敢動筆。

後來上級將我調離高原,交流到了零海拔的遼沈地區工作。站在海邊,呼吸著充足的氧氣,想起高海拔地區發生的事情,恍若隔世。我曾對駐扎在海邊的部隊官兵講︰你們在這麼好的地方當兵,要知足,要珍惜。與艱苦的高原相比,這里簡直就是天堂。你們起碼不用住帳篷喝雪水,起碼有充足的氧氣可以呼吸,起碼不會擔心因為一場感冒而丟掉性命,起碼不會擔心雪崩突然從天而降。就是這種零海拔和高海拔強烈的反差,讓我突然決定寫這部書。我的許多戰友長眠在了高原,他們犧牲了,我還活著,我不寫誰來寫?我有責任告訴讀者高原上發生的一切,也以此告慰戰友們的英靈。

記者︰這是一部長篇小說,但是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卻一而再地將它混淆為紀實文學。這種真實感,大概緣于無比生動飽滿的細節。既有親身經歷,又有多次入藏采訪的深入體會,是否《雪祭》的寫作相對輕松?

黨益民︰一點也不輕松。我的敘述語調看似很平靜、很節制,但在寫作過程中,我的內心一直在翻江倒海。平靜是高原軍人的一種生活狀態。在艱苦的環境里,高原官兵已經習慣了忍耐,見慣了犧牲。我用平靜的口吻講述這些故事,符合高原官兵的生活常態與品性。另一方面,我不喜歡煽情,不喜歡故弄玄虛,也不想在敘述中直接抒發情感,而是將對戰友的深情轉化為一種尊重、理解和體諒。

我用敘述人稱與時態的變化,模糊了真實與虛構的界限,用刻意的疏離保證敘事的真實。書中的人物不是現實中的“那一個”,是重新組合過的“這一個”,但故事是真實的,細節是真實的,這就是您為什麼有“紀實”之感的緣故。小說本來就是弄假成真的藝術,何況我有高原親歷作為創作基礎。小說創作的難度,是站在令人信服的真實之上的獨特和與眾不同。制造真實的幻覺,表達想要表達的東西,是我努力的方向。

記者︰寫《雪祭》的過程,我想可能對您來說在情感處理上是一次挑戰。因為您既融入了對戰友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又有對國家對民族的擔當。能談談您的創作狀態嗎?

黨益民︰三年前,我在大連一個海島部隊“蹲點”時,突然產生了創作《雪祭》的沖動。後來上級安排我去“零海拔”三亞療養,再次勾起我對“高海拔”的懷念,那種濃烈的情感無法抑制,于是便開始寫作這部小說。寫起來很順手,幾乎是一氣呵成。當時我的感冒還沒有好利索,一邊咳嗽一邊寫作。我最怕感冒,一感冒就咳嗽,而且很難痊愈,一般都得折騰一兩月。這是高原給我留下的“紀念”。我在高原得過幾次重感冒,幾乎死掉——高原感冒引起肺水腫而導致死亡並不稀奇,我的肺部受過傷害,留下了後遺癥。咳嗽著,回憶著,痛著,寫著,這種狀態很符合對高原生活的書寫。

英雄主義在和平時代已經被冷落了,總得有人回望與堅守。在高原,英雄與非英雄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我沒有刻意地拔高,而是用平淡的克制呈現高原軍人的平凡與非凡。他們不是不想追求個人享受與家庭幸福,但是職責讓他們選擇了奉獻與犧牲,他們之所以能在巨大痛苦里表現出忍耐與平靜,在大難臨頭時表現出從容與淡定,是因為他們早已“身在苦中不知苦”,經歷過太多的生死劫難。高原現實中的“死亡”比書中寫到的還要多,但我實在不忍心讓那麼多“戰友”死去,所以在最後修改時,我又讓趙天成“活”了過來。

記者︰作品以第一人稱破題做引子,隨後卻轉入第三人稱講述——在作品結構上您是如何考慮的?

黨益民︰采用什麼樣的結構,是由題材決定的,我覺得這個結構適合這個題材。第一人稱是為了讓讀者感到“真實”,況且現實中的我就是從高原走來,帶著冰雪的氣息。後面轉入第三人稱敘述,包括倒敘、插敘、自述等多種手法,我認為這種多視角敘述,更能體現故事的豐富性和人物的復雜多義性。

記者︰開頭第一句話︰“在遙遠的藏北高原一個名叫雪拉山的地方,有一片冰雪覆蓋的墓地,其中一塊墓碑上赫然寫著我的名字。”“我”既然已經死了,怎麼講述這個故事?

黨益民︰這不是魔幻現實主義的亡靈敘事,而是設置了一個懸念,小說最後給出了現實的答案︰當眾人以為連長趙天成在執行任務中已經犧牲,戰友們為他建起了衣冠--,他卻並沒有死,只是被雪崩沖下山谷暫時掩埋,在葬禮即將結束時,他在“滿天飛雪中,正一瘸一拐地朝這邊走來”。我在創作每部書時,都在極力尋找屬于“這個故事”的敘述模式、腔調、句式。只有另闢蹊徑,敢于創新,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創作。

記者︰作品中的人物塑造特別精彩,每個人物都讓人過目不忘。炊事班長蘭洲為改善連里官兵生活,抓雪雞被凍死;城市兵牛大偉怕苦裝病想通過打小報告和行賄改善處境;趙天成對戰友兼同鄉劉鐵手足般的情誼……還有趙天成的妻子、女醫生黃雪麗。這些人物不同性格的踫撞非常精彩,栩栩如生。您是懷著怎樣的感情寫這些人物的?有沒有覺得不好把握的人物心理?

黨益民︰這些人物是我過去戰友的一個或多個的重組,他們想些什麼,有哪些喜怒哀樂,我都心知肚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就是我,我就是他們。寫他們,就是寫我自己,所以沒什麼不好把握的。在阿里無人區,我遇見過兩個女軍人,提起遠在千里的孩子,她們怎麼也揩不淨自己的淚水,我能感覺到她們的痛苦與無奈,那一刻我就是她們。一個去西藏結婚的新娘因肺水腫長眠不醒,她的婚禮變成了葬禮,那一刻我懂得了什麼叫殘忍。妻子帶著五歲的兒子去西藏探親,母子在營地苦苦等來的卻是丈夫犧牲的噩耗,那一刻我從妻子的哭聲中知道了什麼叫痛不欲生。跟我一起走上高原的陝西同年兵,我們剛剛還在一起,轉眼他就在執行任務中車子翻下了帕隆藏布江,半個月後才找到半具遺體,半年後又找到半具遺骸,我們不得不兩次掩埋他,使他成為全軍唯一擁有兩座墳墓的士兵,那一刻我懂得了什麼是“生的艱難與死的容易”。

我沒有遮掩矛盾,沒有刻意美化這些平凡的高原軍人,他們是有缺點但卻令人起敬的英雄。他們參軍的動機各不相同甚至非常現實,他們中有些人一心想穿上“四個兜”(軍官),吃上公家飯,讓妻兒隨軍變成“城里人”。但是他們都在嚴酷的高原環境里生死與共,一步一步成長,最終成為一個合格的共和國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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