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间清晨，汽车翻过一道道山岭，抵达位于红色故都——瑞金市西南19公里处的云石山古寺。当年，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刻，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曾在云山古寺里居住。
在古寺的古樟树下，有一尊毛泽东同张闻天促膝谈心的铜像，仔细看，毛泽东手里夹着一支香烟，精辟地分析反五次“围剿”中，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坐在石凳上的张闻天凝神谛听，沉沉思索……
凝视着这一艺术地再现当年两人互敞心扉、分析战情的历史情景，我仿佛听到了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的精辟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战略错误，路线错误。是王明“左”倾分子在中央排斥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领导的必然结果，是否定了一至四次反“围剿”制胜的积极防御方针，执行单纯防御方针的必然结果。
端详着云山古寺正厅两侧墙壁上镶着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经过要图，思绪仿若回到这次反“围剿”遭受惨败的那段岁月。
五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调集50万大军，采取持久作战和保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企图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左”之害猛于虎。这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于是，党内的政治灾难更加厉害，有如狂风暴雨前的乌云一样，沉沉地笼罩在中央苏区和邻近的战略区的头上。
翻开时光记忆本，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实行的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方针，指令以红1军团为主组成的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看守中央苏区北大门。以红3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在《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取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
可恨“左”倾胡篡略，更悲李德瞎挥戈。1933年9月25日，敌北路军陈诚第一路军以“乌龟壳战术”，自南城出发，经硝石进攻黎川，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敌占领黎川后，李德却看不透敌人的战略意图，强令东方军火速返回中央苏区北线，并收复黎川，尔后会合中央军全力在抚河会战。
赴汤蹈火而不辞，刀锯鼎镬而不惧。10月6日，东方军主力于不预期遭遇战中歼灭了由黎川向洵口游击侦察的敌第18旅。但在随后进攻硝石敌第24师时，连战数日不克。中央军也未能阻止住敌军东援。几天后，南城敌4个师进抵硝石，东方军被迫撤出战斗。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一开始，就丧失了主动权。
时任红1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回忆，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已经失去军权的毛泽东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以后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他曾多次向中央建议：应该主动放弃黎川，诱人深入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但遭到了博古、李德的拒绝，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和“不丢失一寸土地”的错误方针，继续命令红军插到敌军堡垒地域中去消灭敌人。
徜徉在云石山，仿佛一个回眸就想起一场又一场红军遭受惨败的悲怆战斗。
在进攻敌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潭头市、八角等据点的战斗中，红军不仅未能攻克，反而遭受重大伤亡。浒湾战斗，红军遭敌夹击，伤亡1100多人，被迫后撒；在大雄关、云盖山地区，红军又遭敌5个师的围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内转移。
史无前例的激战，空前绝后的惨烈，刻骨铭心的悲壮。在敌人主力和碉堡之间连续作战两个月，红军不但没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反而损失惨重，陷入战略被动局面。
天空一弯上弦月，银光清亮照着静如礁石的云石山古寺，煤油灯下，毛泽东正在苦苦思索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之策。这时，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李济深等一部分国民党内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决裂，并且宣布政纲。
“福建事变”打乱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他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11个师，讨伐19路军。这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是个转机。
历经磨难不改初衷的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提出建议：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后来回忆说：“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依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威胁其“根本重地”。
无奈博古、李德没有这种政治和军事战略眼光，认为“第三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拒绝给愿意与我合作反蒋抗日的19路军以战略策应……拒绝采纳毛泽东等人的建议，致使红军错过了打破敌之“围剿”的一个良机。
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转过头来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实施四面合围。这时，毛泽东认为，只要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策略，红军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博古、李德又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推行消极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运用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企图“迟滞敌人的进攻，消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五次‘围剿’的最终目的”。
鏖战凤翔峰、血染三岬嶂、血战乾昌桥……红军将士虽勇敢顽强，但在阵地防御战和阵前反击战中，不仅未能打破敌人的进攻计划，而且遭受了重大损失，仅三溪圩反击战，就伤亡2200多人……
出师未捷身遭难，常使英雄泪满襟。在团村战斗中，红3军团红4师师长张锡龙，少共国际师师长吴高群，先后不幸壮烈牺牲。
正如毛泽东所说，坚持“乞丐要和龙王比宝”。比的结果，毫无悬念，自然是“乞丐”输了。3月下旬，红军不得不放弃阵地，撒至南丰、广昌以北地区，继续与敌军对垒作战。
徜徉在云石山，我的思绪止不住回到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关键一仗——广昌保卫战。1934年4月上旬，国民党军以11个师的兵力，发起广昌战役。广昌一旦失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就被打开，只要再突破广昌以南、石城以北地区的山隘，敌军就可以直入瑞金。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任红3军团长的彭德怀元帅向来到广昌指挥作战的博古、李德直言：“从敌我双方的力量实际出发，广昌根本守不住……放弃广昌城，采取机动防御，利用有利地形，与敌打运动战。”但博古、李德根本听不进去，李德甚至提出要“把广昌变成马德里”！要“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
浴血广昌，红1方面军以付出5000余人的代价，换来的是广昌战役的惨败。广昌失守后，素以耿直著称的彭德怀元帅，痛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啊”。广昌决战后，蒋介石迅即调集重兵，依托堡垒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发动进攻。面对敌重兵进攻，博古、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同敌硬打硬拼，企图同时阻住敌军各路的进攻。
一年苦战雄狮惨，闽赣抛离大转挪。尽管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驿前、高兴圩和温坊等地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因“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们采取分兵抵御的消极防御战法，加之后来转移时又采取逃跑主义，使持续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西撒，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百年回眸，更能读懂历史；高峰遥看，才能辩清前路。
回望民主革命时期，我党连续发生三次严重的“左”的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周恩来同志说，“结果使党在白区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啊，一百年来，我们党不仅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也推进伟大自我革命，在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斗争中赢得发展、赢得胜利。
夕阳西下，晚霞染红了天边。走下云石山，不禁思绪万千，在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上，珍惜党的历史经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将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
（作者为《江西日报》社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