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漱石領導的一場漂亮的“以特反特”潛伏戰

來源︰人民網責任編輯︰程剛毅
2014-06-25 09:50

1975年3月2日,一位患有病毒性肺炎的72歲老者病死在北京,他的名字叫饒漱石。這個名字往往是與“反黨陰謀”、“反黨同盟”聯系在一起的。事隔27年以後,由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主編的《中共黨史人物傳》正式給饒漱石立了傳,並且在傳記的前言寫道︰“饒漱石,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秘密工作,曾為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發展及中國的解放和建設事業作出過貢獻。”

反“潛伏”︰以特反特、以毒攻毒

1945年9月,中共中央決定將山東分局改成華東局,任命饒漱石為華東局書記,陳毅、黎玉為副書記,並把原華中局改成華中分局,也劃歸華東局領導。在主持“土改”期間,康生又過分強調“貧雇農當家”,對一些堅持正確主張的干部實行打擊,稱之為“搬石頭”。為此,毛岸英仗義執言地表示出對康生的不滿,而對饒漱石則有些欣賞。(曾彥修《康生在土改中把馬克思主義燒了》,《炎黃春秋》2003年第7期)其實,饒漱石在山東土改的問題上同樣犯有“左”的錯誤。1947年7月7日,他在華東局干部大會上說︰“一鍋端,殺了地主是好的,即使個別殺錯了,端錯了,只要是群眾行動也不要緊啊!”他還說︰“禮治君子,法治小人,鞭桿子對驢……有的同志提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我要問你,紐約的經濟繁榮,你那火車是開到紐約還是開到莫斯科……城市的土地為什麼不可以分?為什麼不能分資本家的浮財?農民為什麼就不能住到城里去?”(黎玉《黎玉回憶錄》,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2年版)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後,已逐漸糾偏,但饒漱石仍強調山東的土改是“形左實右”。與此同時,他在一些具體工作上與黎玉也發生了嚴重分歧。

1948年,決定中國命運的大決戰序幕徐徐拉開,作為華東局書記和華東野戰軍政委的饒漱石與粟裕、譚震林、張震等人一道研究對策,由粟裕綜合大家意見向中央軍委提出進行淮海戰役(俗稱“小淮海”)的主張並被軍委采納。1948年8月,饒漱石召開華東野戰軍前委作戰會議,制訂了濟南戰役的作戰計劃。淮海戰役開始後,中央軍委考慮發動渡江戰役,並決定以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第二書記,陳毅為第三書記,饒漱石還兼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為此,饒漱石做了大量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尤其是在針對國民黨潛伏特務的斗爭中,饒漱石立下過汗馬功勞。

饒漱石領導的“反特”斗爭是與中共黨史上一個毀譽參半的特殊人物緊密相聯的。此人叫胡均鶴,江蘇吳縣人,是抗日名將趙尚志的妹夫。1925年,胡均鶴經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曾任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組織部部長、中央委員會書記。1932年11月,胡均鶴被捕,敵人利用其妻懷孕及偽造中共“開除”其黨籍的決定誘降,胡均鶴終于變節自首。變節後的胡均鶴為中共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與潘漢年建立了聯系。蘇州解放時,胡均鶴找到了第三野戰軍保衛部部長陸政,說想要找潘漢年,陸政就要他去丹陽見饒漱石。

對于胡均鶴,饒漱石並不陌生,某種意義上說在上海時他還是胡均鶴的“手下”。饒漱石便派楊帆去探胡的口風,胡均鶴表示願意提供“中統”特務在上海潛伏人員名單以立功贖罪。饒漱石得知後,對楊帆說︰“這個人有用處,可以帶到上海去參加‘肅反’,上海反特斗爭情況復雜,要用特務反特務,特別是汪精衛特務。抗戰勝利後,這些人吃過國民黨官司,要利用敵人的矛盾。”

按照饒漱石的指示,楊帆安排胡均鶴擔任上海市公安局社會處情報委員會主任。這一點後來也得到了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和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的肯定。進入上海以後,饒漱石听到有兩名國民黨高級特務主動自首,非常高興︰“第一個來自首的一定不能殺,國民黨就是用叛徒,用自首的政策搞垮我們地下黨的,我們也要用這種辦法對付國民黨的潛伏組織。”饒漱石後來還專門提出解放前的關系可以用,特務可用,在一定的時候公開用,用特務整特務,但掌舵必須注意。據有關部門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給胡均鶴作出的正式結論中稱︰“胡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期間是有成績的。”而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資料顯示,胡均鶴為主任的情報委員會自1949年6月成立到1951年撤銷的兩年中,共提供各種敵特活動線索1142件,從中破獲蔣介石派遣、潛伏特務和自發組織武裝匪特案件470起,繳獲電台81部,搜獲與香港秘密聯系、破壞金融物價政策的商報台14部。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到,饒漱石當初安排胡均鶴“以特反特”、“以毒攻毒”的手段還是頗具成效的,這為解放不久的上海的穩定和恢復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饒漱石頗有些能力,對待下屬也有理解、照顧的一面。解放戰爭時期,中共旅大地委第二書記劉順元曾因不滿部分蘇軍干部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被迫離職,是為“旅大事件”。他回到華東局向饒漱石、陳毅匯報工作時還不無顧慮地問︰“人家說我是反蘇分子,你們敢收留我?”饒漱石听罷搖搖頭說︰“這怎麼能說是反蘇?我看只是禮貌問題,我知道你這個人,說話直來直去,不會繞彎子。”稍後,劉順元被任命為中共濟南特別市委書記,中共華東局組織部部長張鼎丞在干部大會上宣布中央的這項任命時還不忘告訴大家劉順元是“富有城市工作經驗的老布爾什維克”。(丁群《劉順元傳》,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然而,饒漱石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跟隨他多年的秘書艾丁說饒是“偽君子”,華東局秘書長魏文伯形容饒“一講權威,二講權術”,楊尚昆也感到饒“權位觀念重”。(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饒漱石自己就公開宣稱︰“和我一起工作,開始你可以欺負我,但是到以後我準得治得你怕我,對不听話的就要像馴蒙古馬一樣,用套子套住。”(黎玉《黎玉回憶錄》)這些弱點、缺陷與饒後來的身敗名裂不能說沒有關系。

上世紀50年代,閻寶航之子閻明復曾與饒漱石的女兒饒蘭欣認識。饒蘭欣喜好集郵,閻明復正好有幾張蘇聯朋友送來的紀念郵票,饒蘭欣知道了就向閻明復要。經獲準後,閻明復來到饒漱石家中,饒漱石妻子陸璀出來迎接他,閻明復順便問了一句︰“漱石同志身體怎樣?”陸璀就說饒漱石在樓上,可以去看一眼。上樓以後的閻明復見到了表情木然的饒漱石,當時閻明復還不知道黨內發生了什麼大事,只是和饒漱石握了握手,饒漱石說了一句︰“啊,小閻來啦。”就此再無第二句話。這大概是迄今為止見諸記載的饒漱石留給世人的最後記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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