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檔案庫”的至危時刻

——中共中央閱文處舊址故事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作者︰張樹軍責任編輯︰杜汶紋
2018-04-16 09:26

上海這座城市血脈中傳承著紅色基因。據相關資料統計,上海有革命遺址657處,現存440處。這些革命遺址中,與我們黨直接領導相關的有456處,位于靜安區江寧路673弄內的中共中央閱文處舊址就是其中之一。當我們穿過一條條頗有年份的老弄堂,來到這幢飽經風霜的標準石庫門建築前追尋紅色文化時,我們的心靈深處又一次受到震撼。

1930年,中共中央從武漢遷回上海後,鑒于之前由個人攜帶、保存文電的方式極不安全,並且各部委、各地每日呈報中央文件數量大幅上升,在周恩來建議下,在上海戈登路恆吉里1141號(今江寧路673弄10號)租下一處房子,設立了一個閱文處(從屬于中央秘書處),黨內同志稱之為“中央文庫”,專供中央領導閱辦文電和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並規定個人不許再帶文件回家,由閱文處統一保管。到了1931年,“中央文庫”已收集20余箱文件、資料。為了妥善保管這些秘密資料,周恩來曾特地提出“區別不同情況整理和保存文件”的意見,並委托瞿秋白起草了一個《文件處置辦法》,對應當收集、保存的文件範圍、內容和編目方法作出了明確規定。同時,這里還承擔了黨中央重要文件資料的收發、保管及秘書處部分機要工作,周恩來、鄧小平、項英、博古、王明等領導人的身影也經常出現,這里還曾是中共中央秘書處機關所在地。

只不過在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特定環境下,一切都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這里也以隱蔽的方式而存在。閱文處先由文書科主任張唯一負責,他雅號“張老太爺”,喬裝成木器行老板,與“兒子”“兒媳”居住在這里。1931年初,秘書處另一工作人員張紀恩化名“黃寄慈”,說自己是“小開”(富二代),以父親名義繼續租下,對外自稱來滬求學。他與妻子張越霞住樓下,樓上亭子間住著兩位女中共地下黨員︰周秀清(又名仇愛貞)和蘇彩(又名蘇才)。周秀清以張家“娘姨”(即佣人)身份住在這,幫助張紀恩帶出生不久的女兒。蘇彩則因懷孕住在此,公開身份為房客。樓上廂房供中央領導閱文、起草文件和開會。當時,許多中央領導經常到此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或批閱文電,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開會內容就是在這里討論商定。各部委非急用的文件、電報、書刊等也由閱文處集中保管。當時閱文處還承擔了中央秘書處的文電收分發、藥水密寫、刻蠟版、油印等工作。為防巡捕搜查,樓上房間被布置成單人間,有床鋪,就連洗臉盆架上都放著毛巾、牙刷、牙膏等洗漱用品,一應俱全。張紀恩對外宣稱樓上登報招租,租給從不相識的人。他平素編好這樣的話,以便萬一樓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脫責任。盡管閱文處的運行如此周密和細致,但驚心動魄的時刻意外降臨。

1931年4月,中央特科的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6月22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6月23日凌晨,閱文處門口突然響起了急驟的敲門聲。張紀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門聲中,不得不去開門。在開門前,他把灶間窗台上的淘米籮取下——那是暗號,取下後表示發生意外。開門後,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好在前一日中央已派人運走了存放在樓上廂房的兩大木箱文件,巡捕除搜到共產國際文件、王明的手稿各一份外,一無所獲。張紀恩用事先編好的口供來應付,說自己是“小開”,樓上是他“登報招租”的房客,那些文件與他無關,但還是無濟于事,他們夫婦仍遭逮捕。張紀恩又按照事先編好的口供說周秀清是佣人,蘇彩則是房客因懷孕而住在此,與此事無任何關系,巡警放掉了周、蘇兩人。當時張紀恩妻子張越霞的衣袋里放著一張紙條,寫著一位名叫羅曉虹的聯絡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張紀恩悄悄提醒了妻子,張越霞趁巡警不注意時放進嘴里吞下,這樣才使羅曉虹免遭逮捕。張紀恩被巡警用手銬將他與妻子銬在一起後,輕聲對張越霞說︰“我們要經得起考驗,不動搖,對黨忠誠。”張越霞輕聲對張紀恩說︰“你放心!”他們都明白,這一回被捕,恐怕凶多吉少!張越霞曾回憶,她和張紀恩被巡警用一副手銬銬在一起帶走的。臨走時,她用暗語對“佣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拜托她把女兒帶好,並請她把被捕的消息轉告有關“親戚”。張越霞所說的“親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這里來的幾位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張紀恩夫婦被捕後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經審問,便于6月24日轉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區法院”,後又轉往位于上海南市白雲觀的國民黨偵緝隊的拘留所。半個多月後,他們被移送到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張紀恩作為“政治犯”,由國民黨上海軍法會審處主持審訊。經過審訊,根據戴季陶起草的《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張紀恩被以“窩藏赤匪,隱而不報”的罪名,判處5年徒刑,但只關了3年多,便被釋放。內中原因是當時蔣介石和汪精衛“合作”,于是宣布“大赦”,張紀恩被減刑三分之一。

慶幸的是,由于事前的充分準備和精心策劃,張紀恩僅受牢獄之災。更為幸運的是,中共中央閱文處遭到的破壞也不嚴重,在向忠發叛變當天,周恩來迅速布置將中央機關和領導人轉移,並將僅存在那里的兩大木箱文件及時運往他處。其實,早在1930年底,隨著閱文處的文件越積越多,就引起了周恩來的擔心,他認為一旦遭遇搜查極易暴露,于是指示張唯一將閱文處保管的文件,轉移到張在法租界的另一處居所。正因為周恩來的未雨綢繆,閱文處及張紀恩等人才能在極為危險和緊迫的形勢下,沒有遭受重大損失和劫難。

中共中央閱文處雖數度變遷,歷經危難,但在周恩來等領導的帶領下,依然從容應對重大事件,諸多重要材料也得以妥善保存,“中央文庫”名副其實。1932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機關陸續由上海遷往江西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陳為人(曾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和妻子韓慧英(黨的地下交通員)接受指派,留在上海守護“中央文庫”。1936年秋,黨組織鑒于陳為人因過度勞累身患重病,決定將“中央文庫”交給別的同志繼續管理。新中國成立後,這批黨的早期原始檔案資料完好無損地入藏于中央檔案館,成為彌足珍貴的紅色文化遺產。

穿過歷史,回到現實,隨著上海市舊區改造工作的推進,中共中央閱文處舊址所屬的78號街坊地塊已實行動遷。雖然因有關部門重視,閱文處舊址得到保留,但僅是對這座孤樓進行保護。讓我們看到希望的是,隨著上海深入發掘黨的誕生地紅色文化,建設“三大高地”延續紅色征程,中共中央閱文處舊址將恢復原有風貌,增添文物、文獻、資料,籌建陳列館,對外開放。屆時,這處集重要機關、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于一身的紅色文化遺產,不僅再現中共中央早期在滬機關開展革命斗爭的歷史縮影,還是見證“紅色上海”風雨歷程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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