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諜案︰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借口

來源︰北京日報作者︰楊麗娟責任編輯︰杜汶紋
2019-04-12 14:54

“九一八”紀念碑。

最後一次談判

9月18日下午,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林久治郎與榮臻就中村事件展開會談。時任東北軍長官公署副官處副處長的李濟川回憶︰“因事機秘密,林久治郎會說中國話,這次會談沒有譯員。會談之前雙方很嚴肅,甚至連外交上的禮節都免了。屋內只有榮(臻)、林(久治郎)和我。”

一開始,榮臻曾想讓關玉衡出面對質,但一提起關玉衡,林久治郎的態度就極其惡劣凶狠。榮臻只好將關玉衡的書面抗議拿出來,林久治郎看了仍然不服。直到榮臻將從中村身上搜出的軍用地圖等證物亮出,他的態度才有所轉變。

李濟川記得,林久治郎看到這些物證時,精神很緊張,急得滿頭大汗,拿出手帕不停地擦。稍後,林久治郎靜下來,用蠻不講理的口吻對榮臻說︰“日本軍人橫暴,不服從外交官指示,行動自由,這是我們陸軍省的斷然辦法,到現在這個緊要關頭,別的談不到了。”榮臻也不甘示弱,針鋒相對︰“我們的軍人也很橫暴,你們沒有護照,擅入興安屯墾區繪圖拍照,辱罵他們,我們也沒辦法。”談判頓時陷入僵局,林久治郎生氣地轉身而出,臨走還威脅說︰“中日友好關系的破裂,我不能負責。”

不過,據關玉衡回憶,林久治郎後來又返回了長官公署,重新談判。即便已經看到了中村從事間諜活動的鐵證,返回談判桌的林久治郎依然強硬地提出了四項條件,並且,每一項條件後面都附有更苛刻的內容︰

一、道歉(必須由興安區首長行之);

二、處罰責任者(按中國法律自行處罰);

三、賠償一切損失(除行李馬匹作價賠償外,須按日本陸軍撫恤條例,中村大尉按陣亡撫恤之);

四、保證以後不得再有類似事件(洮索鐵路之建設,可購買滿鐵剩余材料,並準許日本人在興安區購買土地從事開墾耕種)。

榮臻閱畢四項條件,稱“得請示,等候張副司令批示再行換文”。雙方關于中村事件的最後一次談判至此結束。

18日當天,榮臻甚至還派人前去李香甫私宅告知關玉衡︰“關于對您的處理問題,將來批準這段外交的話,也就是把您調離興安區,一了百了矣。”李香甫當時在場,對關玉衡說︰“這算喜事,晚間設宴為你祝賀。”

話沒說完,就有憲兵進來報告說,早上見到南滿站的牆上貼了布告,說日軍“近日以來舉行秋操”,“滿鐵附近居民突聞槍聲勿得驚慌”。此時,不管是李香甫,還是關玉衡,都沒有想到,這樣的布告和近幾天日軍的種種表現一樣,都是故意麻痹國民政府而已。

兩天前的9月16日,日本《朝日新聞》等報以突出的位置刊登了關東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正在離開東京前往中國東北的火車上,一反常態地滿面微笑,對記者說︰“想以中村事件為機會解決若干累積的滿蒙問題是很自然的,其手段方法要由外務當局來實施,作為陸軍不過是從側面進行支援而已。”

9月17日,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還向中外發表聲明,說因為中村事件而“盛傳日本軍隊有動員計劃說,全系無稽之談”。

然而,重光葵的聲明不過24小時,林久治郎和榮臻的最後一次談判後不過幾個小時,日本軍隊就突然向東北軍駐地沈陽北大營發動襲擊,炮轟沈陽城,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了。

由于國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東北128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短短4個多月內全境淪陷。而關玉衡留在東北的親人和東北百萬民眾一樣,流離失所,慘遭日軍蹂躪。

值得慶幸的是,9月20日拂曉,關玉衡喬裝打扮,順利躲過了日軍的搜捕,乘火車抵達北平。為抗擊日寇,他在香山慈幼院托孤後化名國爾家,到上海參加了東北義勇軍後援會。1932年6月,改名郭爾佳,到內蒙古建立開魯後援會和義勇軍,戰斗在抵抗偽軍的前線。1936年,關玉衡被張學良委任為東北軍少將炮兵師長兼陝西省橫山縣縣長。“西安事變”爆發後,他積極組織抗日武裝,與我黨聯系密切。因為他的愛國抗日行動,周恩來曾稱他為“愛國軍官”、“愛國民主人士”。

令人心痛的是,親日分子何應欽等人後來竟指責關玉衡,說什麼處死中村震太郎是引起日本出兵東北的“罪魁禍首”。直至今天,提起中村事件,網絡上依然有類似的言論︰“中村事件如果處理妥當了,‘九一八’事變是否就不會發生?”殊不知,“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之一花谷正在戰後的回憶錄中早已說過,關東軍早在1931年春天就已開始策劃“九一八”事變。侵略者早就在尋找武裝侵華的借口,所謂的“中村事件”,只是他們蓄意挑起戰爭的一個小小理由罷了。

時至今日,中村事件已經過去了86年,在當年事件的發生地科爾沁右翼前旗察爾森鎮,中村事件展覽館正在籌建。即將建成的展覽館,記錄著中村事件的前前後後,也記錄著關玉衡和中華民族的眾多熱血兒女一起,不屈不撓抵抗日寇14年的歷程。它更警示我們,莫忘歷史,時刻銘記曾經弱國的恥辱外交,銘記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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