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報子刊軍事記者2015年第09期史海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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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長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軍報社印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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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統一刊號 CN11-4467╱G2

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ISSN1002-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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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期西方媒體如何報道中國抗戰

作者︰■闞延華 付津

中國的抗日戰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受到西方主流媒體的高度關注。作為當時一定程度上掌握著國際傳播話語權的美英等媒體,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正確詮釋,從輿論道義上支持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對于中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產生了積極影響。

一、派駐新聞記者和機構,促使世界全面了解中國抗戰

20世紀30年代中期,多年覬覦中國的日本終于按捺不住了。在戰雲的籠罩下,西方媒體派出一大批記者來到中國,先後在上海、武漢、重慶等地建立新聞中心,向世界報道中國。據當時國民政府中宣部國際宣傳處統計的數據,從1937年底至1941年2月,僅在武漢、重慶接待的西方記者就有168人,其中美國媒體記者佔到了77人。這些記者來自諸多著名新聞機構,如美聯社、合眾社、國際新聞社、北美聯合通訊社、《紐約時報》《芝加哥日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紐約先驅論壇報》《生活》雜志等。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抗日戰場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和關注,更多的國際新聞機構及工作人員進駐重慶。世界各大通訊社、廣播公司、報紙雜志都在重慶設有駐站機構,主要有︰美國美聯社和合眾社、德國海通社和德新社、英國路透社、法國哈瓦斯社以及蘇聯塔斯社;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英國廣播公司;美國《紐約時報》、英國《泰晤士報》、美國《時代周刊》《新聞周刊》和《讀者文摘》等。至1942年初,重慶約有西方媒體機構23家。實際上,當時的重慶已成為西方媒體采訪東方反法西斯戰場的最重要新聞來源。

這些西方媒體向世界各國報道戰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情況,使世界反法西斯陣營始終保持著對中國戰局的關注度。尤其是美國媒體,隨著戰爭進程的發展,他們逐漸改變了抗戰初期的“中立”,開始關注是否有利于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國家的共同利益。他們的關注也引起了美國政府和公眾的高度重視,一定程度影響著國際輿論。

二、揭露侵華日軍暴行,博得世界同情中國抗戰

日本在早期發動侵華戰爭的同時,在國際上大造輿論,為自己暴行狡辯,曾經一度迷惑過世界輿論。全面抗戰爆發後,隨著戰火的擴大,在華的許多西方媒體記者親眼目睹了中國國土橫遭日本鐵蹄踐踏,成千上萬的中國百姓在日軍槍炮下喪生的情景,他們開始以悲憤的心情在媒體上揭露日軍的暴行,向國際社會控訴中國遭受日本侵略時的種種慘狀,使得中國迅速成為全世界關注的焦點。1937年12月,日軍在南京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為了掩蓋暴行,日軍嚴密封鎖消息,同時焚尸滅跡,企圖消滅罪證。這期間,西方媒體在揭露日軍暴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2月15日,英國《每日郵報》和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報》以“地獄的四天”為標題同時披露了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消息,這是來自媒體對南京大屠殺的最早報道。報道稱,“汽車不得不從堆積了5英尺厚的尸骸上通過…沿岸附近的城牆前被處決的一伙中國人,有300人,那里已經堆了沒膝蓋高的尸體。”隨後,美國《紐約時報》《時代周刊》《讀者文摘》、英國《每日電訊報》等對日軍暴行都作了連續報道。美國《舊金山時報》更是以《南京大屠殺》為題做了專題報道。西方媒體對日軍野蠻暴行的揭露令世界震驚,並引發了國際譴責。

此外,西方媒體還對敵佔區中國百姓的慘狀進行了報道。1940年至1941年,日軍在佔領區實施了“三光政策”,晉綏地區的許多村莊都被付之一炬。美聯社記者愛潑斯坦在《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一書寫道,“在這一地區走了幾百英里見不到一個未被燒毀的村莊”,“晉西北人民慘遭屠殺,再加上逃亡,男勞動力減少了三分之一”,“在富裕的文化城汾陽,以及密集在他周圍的人口眾多的村莊中成千上萬的人被逮捕,其中有上千人被殺害。”西方媒體的這些報道以悲憤的筆觸、無可辯駁的事實一次次揭露了日軍的暴行,既震撼了世界,也留下了可貴的歷史鐵證。

西方媒體的這些報道在國際輿論導向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據美國當時的一項調查顯示,受媒體報道的影響,美國人對中國的同情在不斷增加,從抗戰初期的受訪者中有43%的人同情中國到1937年10月的59%,再到1939年6月的74%。同時,表示願意援助中國的人數也在明顯增加。

三、贊揚中國軍民英勇事跡,爭取世界支持中國抗戰

隨著中國抗戰的持續,西方媒體積極參與到了對中國戰場的正面宣傳之中,他們贊揚中國軍民的英勇事跡,有力地提振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士氣,為引起國際輿論對中國戰場的重視、爭取對中國抗戰的支持做出了重要貢獻。

整個抗戰期間,西方媒體采寫了大量中國正面戰場的報道。當時有不少西方媒體記者冒著炮火在平漢、津浦和隴海3條鐵路線附近的戰場上采訪,尤其以合眾社最為突出。在保衛武漢的戰斗中,僅合眾社刊發的電訊就佔西方媒體總刊發數的20%,這些電訊大都贊揚中國軍人在正面戰場與日本侵略軍作殊死斗爭的英勇精神。同時,西方的報刊也及時報道戰地新聞,贊揚為民族生存而浴血奮戰的中國軍人。如美國《時代周刊》在報道淞滬會戰時,稱贊中國軍人的不屈不撓的抗戰意志,並評論說,“上海之戰在軍事上無益可言,在政治意義上,這是戰爭的最大示威之一。此戰使西洋的最悲觀的中國通也為之吃驚。”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報道中熱情謳歌中國軍隊29軍廣大官兵頑強抗擊日軍進攻的壯舉。在他眼中,中國軍人所表現出來的“平靜的勇氣”和“完全不顧命的精神”增強了全國的抵抗意志。西方媒體對抗日正面戰場的宣傳,樹立了中國軍人殊死斗爭的英勇形象,增強了中國人民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信心。

抗戰中後期,隨著敵後戰場地位的凸顯,西方媒體開始逐漸關注中國抗日敵後戰場,大量記者深入抗日敵後根據地進行采訪和報道。一方面,西方媒體客觀報道在敵後根據地的見聞,向世界展示八路軍、新四軍的良好形象。1938年7月,瑞士《新蘇黎世報》刊發了攝影記者沃特•博斯哈德的特稿,並在編者按中指出,“延安是中國紅軍總部的所在地,本報記者有幸作為第一位赴延安考察的歐洲記者,與一位美國同行共同報道了這次考察”。接下來《新蘇黎世報》連續刊發了8篇有關報道。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下的中國》一書中對中國共產黨倡導的事業給予了充分報道,在國際上產生了重要影響。作家拉奇曼指出,“《紅星照耀中國》首次向全世界刻畫了共產黨的重要人物,首次描述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這對于本世紀30年代那些懼怕抗擊法西斯的人們,是個強有力的鼓舞。”另一方面,西方媒體詳細報道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肯定敵後抗日力量的重要性。1944年6月,西方媒體發起的“延安考察記者團”抵達延安,他們爭相把在陝北的所見所聞發回國內媒體。12日,記者福爾曼發給倫敦《泰晤士報》的電文中詳細報道了毛澤東關于堅持國共合作抗日,批評國民黨不民主,歡迎開闢第二戰場的講話。22日,《紐約先驅論壇報》、倫敦《泰晤士報》和悉尼《晨報》則詳細報道了葉劍英關于7年來中共軍隊戰績的報告。斯坦因還在《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中指出,八路軍及新四軍合並起來佔全中國對日兵力的1/15,不過卻與45. 9%的在華日軍以及約近80萬中90%的偽軍作戰。在戰爭的七年中,共產黨打了92000次以上的仗。他們曾斃傷了110萬的日偽軍,俘虜了15萬的敵人。55個日本高級軍官被擊斃,其中除大佐與少佐以外,包括一個中將與7個少將。這些戰績“比我在重慶和西安所听到的國民黨的戰績可靠得多”。許多西方媒體和記者在實地考察後,對在敵後中共領導的抗日力量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如英國記者貝特蘭曾說,“世界上任何軍隊,如要對抗蘇醒中的中國的全部力量,必遭失敗。”

縱覽西方媒體對中國抗戰的報道和影響,我們還必須看到,西方媒體的“客觀公正”往往都是以本國的利益為前提的。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麥金農曾指出,抗日戰爭期間西方媒體的新聞不可避免地是有選擇的,他們的新聞是既非常符合美國政策利益,又與美國國內輿論相一致的一套關于中國的事實報道。盡管如此,客觀上,抗日戰爭時期西方媒體對中國戰場的報道加深了世界各國對中國的了解,影響了國際社會對反法西斯中國戰場的認知,維護了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中共抗日力量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充分證明︰中國抗日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場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分別系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政治系教授及博士生導師、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