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報子刊軍事記者2016年第5期史海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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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長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軍報社印刷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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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統一刊號 CN11-4467╱G2

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ISSN1002-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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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領導第三廳戰時宣傳活動的啟示

作者︰■裴玉輝 朱戈

第三廳,是指抗戰初期成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主要負責戰時宣傳動員工作。在國共合作背景下,周恩來曾出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主管政治部所轄第三廳。按照黨的統一戰線方針,周恩來廣泛團結各方進步人士,籌組和領導第三廳啟發民眾覺悟、鼓舞抗戰士氣,掀起了抗戰宣傳動員的高潮。他在復雜環境中捭闔游刃,將小平台做出大格局的宣傳輿論斗爭藝術,不僅冠絕當時,在今天看來也極具啟示意義。

一、周恩來領導第三廳工作面臨的內外環境

當年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先後失利後,國民黨正面戰場大有潰敗之勢。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投降派乘機活動,在此危局下,國民政府于1938年初進行了改組,在原軍事委員會內增設政治部,“政治部設總務廳、秘書處、第一廳、第二廳、第三廳,指導委員會、技術委員會”,負責軍隊政治訓練、國民軍事訓練、戰地服務及民眾宣傳動員。為表示對國共合作的誠意,蔣介石、陳誠(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力邀周恩來出任政治部副部長,主管第三廳,領導戰時宣傳和民眾動員工作。中共中央經研究決定同意了這一邀請,並準備將第三廳建設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統一戰線機構,用來推動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傳運動,喚起全民族的抗戰意志。周恩來領導第三廳工作面臨的內外環境,是異常困難復雜的。

首先,國民黨對第三廳領導權的干預。“七七事變”前後,國共兩黨實現了二次合作,但這只是國民黨在形勢所迫下的權宜之計。一方面,西安事變中蔣介石被迫應允了國共合作、共同抗戰的條件;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蔣介石不得不團結國內各方勢力,應對亡國喪權的危機。事實上,國民黨對改善國共關系只準備采取有限的、局部的措施,對延安屢次提出的建立共同政治綱領和合作組織形式這兩個關鍵問題總是拖延推脫。擔任過第三廳主任秘書的陽翰笙曾回憶認為︰蔣介石只想利用周恩來的名望和才干,裝潢其統治門面,並不想賦予其實權。在第三廳籌組過程中,蔣介石曾執意安插特務頭子劉健群任第三廳副廳長,掌控實權,“宣傳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繼續推行其個人獨裁。經過反復而復雜的斗爭,周恩來最終主導了第三廳的人事安排,掌握了第三廳的實際領導權。

第二,社會進步人士的疑慮。團結廣大文化界、思想界進步人士,是第三廳開展戰時宣傳活動的首要任務。作為第三廳廳長不二人選的郭沫若卻不願到這樣一個機構工作,認為在國民黨控制下,第三廳辦不成什麼事情。長期遭受國民黨政治壓迫的文化界、思想界人士,普遍抱有同樣的看法。周恩來耐心地做了許多說服工作,最終爭取到了郭沫若的支持 ,並延攬了胡愈之、田漢、洪深、冼星海、徐悲鴻、馮乃超及日本進步人士鹿地亙等300余人。因為精英薈萃,當時社會上稱第三廳為“名流內閣”。

第三,王明路線的干擾。抗戰初期,王明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的身份歸國,在黨內宣傳“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其實質是為了蘇聯利益而無條件地向國民黨妥協,這就與毛澤東和周恩來一貫堅持的獨立自主的政治主張產生了嚴重分歧。國民政府撤退至武漢後,王明擔任了中共中央駐武漢領導機構——長江局書記,周恩來任副書記。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的身份主持長江局工作,其言論在黨內,特別是長江局內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具有長期革命斗爭經驗的周恩來采取了靈活策略,形式上虛與應對,但在包括第三廳領導權、戰時宣傳綱領等關鍵問題上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事實證明,周恩來策略選擇是正確的,既維護了抗日統一戰線的大局,又忠實完成了延安所賦予的各項使命。

二、第三廳戰時宣傳活動的主要內容

第三廳于1938年4月正式成立以後,迅速投入活動,圍繞宣傳與動員民眾,宣傳與慰勞軍隊,對敵與國際宣傳3個方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其規模之巨、影響之大,在戰時宣傳動員史上都是罕見的。

(一)宣傳與動員民眾方面

第三廳正式成立當月即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武漢各界第二期抗戰擴大宣傳周”活動,在4月7日至13日的一周內,依次組織了文字宣傳日、宣講日、歌詠日、美術日、戲劇日、電影日和大游行日。活動過程中,30多個戲劇團體、20余個音樂團體、1000余個宣傳小隊及上千名藝術家到劇院、街頭、工廠、碼頭、輪渡、鄉村舉辦抗戰宣講、歌詠、展覽、表演、放映等活動。周恩來、沈鈞儒、于右任、郭沫若、陳銘樞、鄒韜奮、陳誠、馮玉祥、邵力子等各方代表及社會名流,發表就地演講或廣播演講。在活動的最後一天,三廳還組織了10萬群眾參加的慶祝台兒莊大捷集會和火炬游行,武漢三鎮為之沸騰。

5月和7月上旬,第三廳又分別組織了“雪恥與兵役擴大宣傳”活動和“七七抗戰一周年紀念”活動,8月至9月中旬,舉辦了“紀念八•一三保衛大武漢”運動,並將抗戰宣傳活動擴大到傷病醫院、難民收容所及全國各地區。在“七七抗戰一周年紀念”活動中開展的“七七獻金”活動將戰時宣傳推向了一個高潮。第三廳成立之前,政治部也搞過3天募捐,結果才募得4000元。陳誠對“七七獻金”本不抱希望,結果在周恩來和郭沫若的組織下,竟在武漢組織起50萬群眾,募得100萬獻金,加之重慶、湖南等其他地區,總共募集到3216260.02元的巨量資金。

(二)宣傳與慰勞軍隊方面

武漢會戰前後,第三廳廣泛動員民眾,征集了30萬封慰勞信和慰勞袋,為前線將士趕制了20萬套暑衣、40萬套棉衣、20萬頂蚊帳等,陽翰笙、程步高到香港采購到20萬元藥品和醫療器械(運回重慶時已價值500萬元)。郭沫若、李德全、曾虛白等帶領慰問團分赴前線部隊贈送慰勞信、藥品和衣物,組織抗敵演劇隊、宣傳隊、電影放映隊為部隊創作、演出、放映,極大地鼓舞了前線將士的抗戰士氣。第三廳還編輯出版了《前敵》周報和《士兵》周報,編印漫畫及連環畫小冊子贈發前線,深受將士們歡迎。

第三廳宣傳和慰勞軍隊並不限于前線將士,他們還發動了大規模慰勞救傷活動,動員社會各界赴醫院、收容所慰勞傷兵,組織婦女團體挨戶訪問、慰問軍人家屬。1938年5月,在為陣亡師長王銘章舉行的隆重的追悼會過程中,負責宣傳工作的第三廳為其制作了挽歌、電影,組織各界人士發表追悼文章和電台演講,動員了數萬群眾前往送別,對犧牲將士家屬和前線部隊起到了很大的慰問和激勵作用。

(三)對敵與國際宣傳方面

國民政府對敵與國際宣傳工作由第三廳七處承擔,七處由留美博士董維健與留日學者杜國庠、馮乃超負責。該處還集中了一批包括日本進步人士鹿地亙在內的熟悉日本國情和國際宣傳的專門人才。七處廣泛監听日本電台,搜集日文書報雜志、俘虜供詞,研究日本政治、軍事、經濟及社會問題,印制對敵宣傳資料,向日軍官兵散發日語傳單、投降通行證,播發日本歌曲,開展感化俘虜等工作。1938年5月,中國空軍飛臨日本長崎等地上空,投下了第三廳制作的《告日本國民書》等6種共120多萬份傳單,在日本引起震驚。

第三廳七處還開設了外語廣播,每天用日、英、法、俄、世界語等對外廣播宣傳,印制《中國報道》寄給50多個國家的組織和個人,並每周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將中國抗戰情況介紹給外國通訊社記者。七處還在海外華僑中廣泛宣傳國人抗戰情況,其出色的國際宣傳贏得了海外華僑和各國人民的聲援、支援。從抗戰爆發到1942年,僅華僑認購的救國公債就達到11億元之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