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期间，从广西桂林疏散到昭平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排除重重困难，于 1944 年11 月 1 日创办推出《广西日报》昭平版。这张仅发行11个月的报纸，成为当时桂东地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和腐败、唤起人民团结抗战的战斗号角。今天回看这段历史，对于激发当代报人的时代责任与担当，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广西日报》昭平版；文化精神

1944年5月下旬，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湘桂战役中不战而溃，日寇占领衡阳，离衡阳不远的桂林顿时告急。当时活跃在桂林抗战前沿的一大批文化名人，由此开始向贵州、重庆、香港等地转移疏散。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在中共地下党员张锡昌的倡议推动下，疏散到广西昭平的陈绍先、欧阳予倩、莫乃群、千家驹等人，排除重重困难，于 1944 年11 月 1 日创办推出了《广西日报》昭平版。随后，因为日寇逼近，报社又从昭平县城迁到相对偏远的黄姚镇。抗战结束后，《广西日报》昭平版于1945年9月底休刊。

《广西日报》昭平版虽然只运行了11个月，但其办报经历、理念和实践，就像一颗明亮的珍珠，折射出当时进步报刊的生存状态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报刊的社会价值，激发当代报人的时代责任与担当，都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一、艰难的办报条件

在那个战火纷飞、风雨飘摇的年代，《广西日报》昭平版是在艰难中硬着头皮撑下来的。报社工作人员后来回忆，在那段时间里，有时他们只有饭吃，理发、洗澡的费用发不出，连煮饭女工的积蓄也要借来用。创办后仅两个多月，日军就迫近昭平。报纸不得不休刊，报社于1945年1月27日迁到黄姚镇。

从昭平疏散时，印刷工人翻山越岭，把笨重的平版印刷机运到了黄姚。到了黄姚后，常常中午才能弄到煮晚饭的米，其他物资的紧张程度自不待言。

然而，就是在这样情形下，仅过了不到半个月，8开油印的《广西日报新闻摘录》就于1945年2月7日在黄姚推出。随后，2月21日改为8开铅印。3月5日，《广西日报》昭平版正式复刊。

为了增加报纸发行量，报社的发行人员还从当年4月起，在一些偏远地区设立“递步哨”，分段运送报纸，以尽快把报纸传送到偏远地区。由此，报纸销量很快增加到近3000份，紧张的经济状况也逐步得到缓解。

当年的艰难细节，人们现在只能通过简单的史料去了解，但是《广西日报》昭平版的每一期报纸永远镌刻在岁月长河。它们记录了历史，也被历史记住。报纸上刊载的那一篇篇文章，就像一颗颗镶嵌在新闻纸上的珍珠。它们散发的光芒曾经照亮了敌后桂东地区的茫茫黑夜，在读者心中洒下革命的文化火种。而今，它们依然闪耀着光彩，让人感受到那一段艰难岁月沉甸甸的分量和不曾消散的温度。

二、抗战救国的鲜明立场

在《广西日报》昭平版创刊号上，报纸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张锡昌满怀激情地写道，这份报纸“应是桂东南的号角，也是桂东南的子弟击败日寇的精神武器”。由于这种鲜明的定位，《广西日报》昭平版面世后，很快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主基调，得到了民众的热情拥护，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在正常发印的210天中，报纸上刊载的文章，特别是持续刊发的206篇态度鲜明的社论，在桂东地区逐渐成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和腐败，唤起人民团结抗战的战斗号角，并被国民党特务攻击为“莫斯科《真理报》桂东版”。

其中有很多文章现在读来，仍然觉得酣畅淋漓、一针见血。比如1944年11月3日发表的《口号胜利》。“有人说：德国人是‘做了不说’，英国人是‘做了再说’，美国人是‘说了再做’，中国人是‘说了不做’。又有人说：这次战争中，苏联是‘军事胜利’，美国是‘生产胜利’，英国是‘外交胜利’，中国呢？—‘等待胜利’。”再比如11月8日《桂客谈山》中说：“有人说古人云‘仁者乐山’，现在呢，逃难的都一味朝着山多处深处逃去，这可以强名之为‘怯者乐山’，如果我们一味对山乞灵，对山求救，那显得我们太低能太无志气了。”

这些文章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了桂东地区的抗战力量，让民众对时局特别是军事形势更加了解；同时，对国民党片面抗战、消极抗战的行为，也给予了严肃抨击和愤怒控诉。

三、弥足珍贵的“精神合作”

作为《广西日报》昭平版迁到黄姚后的主要负责人，欧阳予倩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老实说，我们除了一两个人真正干过报馆工作，其余可以说都是外行，何以能把这个报办得不错呢？第一是大家意志纯洁，目标一致，行动一致便造成了纯洁的空气。第二是情绪的和谐，因为作风民主，一切公开，所以和谐。第三是集体的精神。不要说大家的事，大家讨论，分工合作，就是一篇短文，有时候也大家来商量，谁都可以改谁的文章……所以说我们这11个月的共同生活，是真正的精神合作。”

这段描述可以让我们大致想象当时的情景。但是今天可以想见的艰难，并没有留下多少笔墨，让欧阳予倩先生念念不忘的是大家“真正的精神合作”。正如报社职工王仰晨、唐泽霖所说：“渴望民主、自由、幸福的日子到来，咬紧牙关，度过严冬，让春风扇起我们生活的烈焰，更勇敢地向我们的目标迈进！”

今天当我们回看这段历史，这依然是最令人感动的地方。现实生活的艰难，对于精神富有的人来说，往往构不成真正的苦难，甚至反而激发出惊人的潜力。在国家前途未卜、时局变幻莫测的情形下，只有那些把个人理想真正融入民族命运、坚定地为国家民族履行责任与使命的人，才会面对生活艰难时如此淡定洒脱，才可能在困顿与窘迫中有这样激情满怀的“精神合作”。

俄罗斯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说：“作家一分钟也不应屈服于苦难，不应在障碍面前退却。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作家都必须不间断他们的事业。这事业是先辈们传给他们，同时代人托付给他们的。”这段话，用在欧阳予倩等当时生活在黄姚的报人身上，简直生动极了。山河破碎的民族苦难，不仅没有让他们屈服，而且源源不断地涌起文化创造的力量。即使是暂时偏居黄姚，他们的心依然牵挂着战火燃烧的大地，他们的声音依然在远方回响。他们是文化的斗士，灵魂深处的歌者。他们的存在，让偏远的千年古镇黄姚不仅没有在文化和精神上沉寂，而且迎来了可能是最为耀眼的年华。因为，一种充满青春热情和战斗气概的新文化精神，在这里光芒四射。山水中的黄姚，由此注入了不屈的风骨，尽染了新的文化光彩。

事实上，欧阳予倩所说的“精神合作”还从《广西日报》昭平版延伸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广西日报》昭平版在黄姚正式复刊的第一天，欧阳予倩便发表了一篇名为《艺术与民众》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艺术对于腐恶的社会制度，或腐恶的势力是战斗的；对于民众精神方面是创造性的。艺术的创造是改革政治和社会的目标和推进力，也是产生民众新血液的滋养品。”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欧阳予倩等人在紧张的编务之外，还创办了黄姚中学，设立图书馆，开设妇女识字班、学术讲演班，组织歌咏团，举办过画展、影展等多次群众性艺术活动。可以想象，这些新生事物在这个寺观庙宇、碑刻牌匾等古迹随处可见的小镇，曾经掀起的是一番怎样的文化景象。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由于复杂的政治局势，《广西日报》昭平版于9月30日被迫休刊。此前一天，欧阳予倩发表《光荣的11个月》，他在文章中指出：“尽管许多读者感到失望，这个报的结束是不得已的。”“不过，这类文化事业，只有一天天扩大，不会缩小，我们暂时的分手，还可以在其他地方，用其他的形式，建立更大规模的刊物同读者见面，我们每一个文化斗士，都有这个责任，欢呼吧，为我们这光荣的11个月欢呼吧，为光荣的展望欢呼吧！这还不足够代替临别时的惆怅吗？”

报社迁走了，曾经在黄姚激情呐喊与歌唱的人们，也陆续离开了。他们的前方，是新中国成立的曙光。他们在苦难中高高耸立的人格与精神，永远刻在了黄姚的记忆里。他们的故事，至今流传。

【参考文献】

[1]朱其现.活跃在桂东战后的《广西日报》昭平版[J].广西地方志，2005（4）.

[2]周谷年.欧阳予倩广西办报记[J].档案与史学，2008（8）.

[3]张鸿慰.欧阳予倩与《广西日报》昭平版[J].新闻大学，1989（4）.

[4]李梅甫.忆《广西日报》昭平版[J].广西党史，1995（10）.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文化副刊编辑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姜兴华 实习学员：曾彬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