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传统是生生不息之根，传统是发展壮大之基。追忆过去继承传统、立足今天锐意进取、面向未来创新求变，是军队新闻媒体的制胜之道。从《浪花报》、红色中华通讯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到今天的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几十年来，广大军事新闻媒体人栉风沐雨、矢志不渝，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忠诚于党、献身使命的基因，他们传承着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精神，他们以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始终把面向部队、服务官兵，当好党的喉舌作为不懈追求。

新时代的军事新闻传播工作，对军事新闻媒体人提出政治上更强、传播上更强、影响力上更强的更高要求。强国强军新征程，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激励着军事新闻媒体人激情满怀、奋勇前行；老传统、新养分滋养军事新闻媒体人永远保持本色、不忘初心，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鼓干劲、正作风、强作为。

为激励广大军事新闻媒体人牢记光荣传统，弘扬爱岗敬业、吃苦耐劳、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军事新闻传播工作，2019年6月12日，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邀请郑蜀炎、冀惠彦、董保存3位资深军事新闻媒体人，结合自己数十年的采编实践，为中心全体军事新闻工作者做了一场生动感人的优良传统专题报告。现将3位老同志的报告录音整理选登，以飨读者。

凡有中国军人的地方，就该有军事记者的足迹

■ 郑蜀炎

一切故事莫不是时间的故事。1990年，我和另外两位记者在艰难地完成了徒步跋涉进墨脱的采访后，在边防军人剑指边关、壮行天涯的英勇传奇和高蹈情怀激荡下，充满豪气地写下了这句话。几十年记者生涯，许多往事如烟散尽，但这句话始终执念于心。

当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重返记者岗位时，我称自己是“退居一线”。虽有戏说之意，但也的确是真话，因为记者是新闻采写一线的战士。在新闻这个阵地上，我时时记得鲁迅先生的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把军事新闻记者作为一个事业来干

作为军事记者，自然就有着军人的属性，既然第一身份是军人，就必须要有军人的选择和担当。今天，媒体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我们怎么看待记者这个职业？我年轻时背过马克思17岁时写的一篇文章：《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认为要“选择一个使人类趋于高尚的职业”。

我觉得记者就是这样一个职业。既然如此，从事这个职业就不仅仅是为了就业而捧的一个饭碗，而是在完成一种高尚的事业。这不是空话，因为干事业是要有事业心的，是要有职业精神和职业良心的。就连西方记者也有如是说法：记者的劳作和农夫一样辛苦，年不分四季、天不论黑白，还不能保证旱涝保收。中国古人把提笔叫“破空”，下笔叫“杀纸”，可见写作是个多么辛苦的工作。

我很庆幸自己当记者的年代，没有经历前辈记者在战争年代里以命相搏、随时准备用生命和热血换取新闻的重重险关危难。但是，伴随着我军的发展历程，也亲历过一些难以忘怀的困难磨砺和风险考验。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优秀的记者，但却可以无愧地说，我从来都是把军事新闻记者作为一个事业来干，并一直用一首叫《不远也不深》的诗中的句子来勉励自己：“他们望不了多远，他们望不到多深，但是这岂能阻止，他们向大海凝神。”

蒙古族有这样的民歌：“鹰飞在天上，影子落在地上。”一个记者应该以在什么地方留下自己的身影以及留下怎样的身影，是对自己是否能成为捕捉新闻之鹰，或者成为其它别的什么的证明。

曾经和同事写过这样一篇新闻《六百勇士斗死神 雷场放飞和平鸽》—讲的是云南边防部队提前完成大面积排雷任务，将彻底清除了雷障的和平土地移交给边疆人民，由此带来边民生活的富裕、边境口岸的开放……

这篇稿件以全票通过获得当年度的“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就无须多言了，我想说说采写的过程。为了让被地雷害苦了的边疆老百姓放心地恢复和平的劳动与生活，排雷部队有一个特殊的移交仪式—排雷官兵手拉手地从昔日的雷区走过。

如果是普通记者，把素材搜集完写稿就行了，可身为军人，我们的战友在用身躯向群众证明和平，我们岂能只当一个“观光客”。我们是传播新闻的记者，但同时更是保卫祖国的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担当。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加入排雷官兵的行列，与他们一起走了一遍昔日的雷区。而正是这种选择，使我在写作新闻时有了新的感悟，在原来的题目“雷场放飞和平鸽”前面，加上了“六百勇士斗死神”几个字，这样，使报道更加有分量和冲击力了。

事业与就业的区别体现在每一篇稿子上，如果不当事业来对待的话，许多采访是不需要那么吃苦受累的。比如进墨脱，也可以不走进去，乘直升机飞进去甚至在外面找人座谈，同样可以采访到相同的人物故事。但是，不走这一趟，就体验不到“墨脱路”这3个字所代表的艰难的跋涉,就理解不了墨脱军人的艰辛与奉献，报道中就不会充盈着那么丰沛的激情。对读者来说只是一篇稿件，但对记者却是职业精神的履践。

我当记者的头几年是在云南度过的。那时正是南疆自卫还击作战最激烈的时候，去采访的记者如过江之鲫。现在回过头来看，并不是每位记者都留下了有价值的作品。穿着迷彩服在阵地上留几个镜头和真正穿行在枪林弹雨之中是不一样的，把猫耳洞当拍照背景和在猫耳洞里蹲着采访是不一样的,这种种不一样不仅决定着稿子的质量，而且鉴别着记者的职业品质。

不得不承认，尽管有时候我们的稿件刊登出来后，位置、版面与付出是不成正比的，不少同行谈及这些都难免沮丧甚至为之洒泪。但每到这时，我总是用犹太作家凯尔泰斯的一句话自勉：“星辰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星辰？因为黑暗。”因为我还没有写出最好的作品，所以我只有选择最艰苦也是最扎实的采写方式，这是我做记者的基本信条。

记者的轨迹与拒绝撒娇

“岁月诗篇里，江湖旅色中。”记者这个职业应该有自己的行动轨迹和兴奋点、有自己的职业本能和习惯。在发生一些重大事件后依然麻木不仁地按部就班，或者仅仅当作饭后茶余话题的记者是绝对不称职的。

记者的行程表往往是老天爷掌握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当晚，有一位老记者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有作战部门调配的飞机，走不走？当然得走。5月13日我们拿着证件直接赶到机场。当飞机在成都上空徘徊一个多小时降不下去时，才略感紧张，但也有点小得意—作为军事记者，我们和每一个军人一样，牢牢记住并坚决执行了“枪声就是命令”这一军人的天职。

2008年的南方冰冻雨雪灾害发生后，我在解放军报社院内碰到一位老领导，他对我说：南方这么大动静了你还心安理得地散步啊？听得我脸挺红的，马上收拾行李就赶到机场。可所有去灾区的航班都延误或者停飞，我和售票柜台说明情况，然后在一旁等通知。到了晚上11点，才有一班飞往南昌的航班。到南昌已是凌晨，看到部队仍然在冰天雪地里顽强奋战、除冰开路，稿件的题目一下就涌了出来—《漫天风雪 遍地英雄》。

这些年，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所立的3个功都是因为参加抢险救灾报道而获得的。

当年的文字记者，采访工具就是一本一笔加两条腿，和今天相比，采访的设备相当于冷兵器时代了。20世纪80年代采访云南耿马地震时，稿子要到地方邮局用电报发回报社，规定一份明码电报不得超过250个字。为了躲避余震，我跑到一所学校的操场上去抄稿子。6000字的稿子好不容易抄下来，发到报社就成了几十份电报。报社夜班编辑把电报一份一份地对接起来、反复校对，可能比前方还辛苦费劲。值得一说的是，稿件《解放军来了人心定》的题目，现在还常见有人引用。

当然也有些很遗憾的记忆。1987年我采访了一位彝族飞行员，他曾在第一时间驾驶飞机穿过首个氢弹爆炸上空采集云样。稿件写的挺精彩，题目叫《彝族之鹰》。但稿子用信件寄出后，很长时间没下落，再一查，居然丢失了。当时的心情可用“痛苦”二字来表述……

讲述这些其实是想说一个道理，记者这个职业注定会有一些难忘的经历，可以为此骄傲，但千万不能以此来撒娇。记者不要撒娇，这是一位地方记者说的。什么是撒娇？我对一些记者的采访体会很不以为然。比如，救个灾就说写遗书，就说和孩子生离死别的场景。扪心自问，成千上万的部队官兵谁不比我们危险辛苦。再比如，坐吉普车颠簸、没吃上热饭、乘火车坐硬座，甚至住的房间背后是坟地……

用这些来显摆、来撒娇实在是很幼稚的。很喜欢一首军旅歌曲：“有一个道理不用讲，当兵就要上战场。”不撒娇的道理也不用讲，记者就要闯四方。

没有思想的足迹不值得拥有

这是套用苏格拉底的话。他说的是“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不值得拥有”。

到过什么地方，结交了什么人、经历过什么显赫的场面，这些对记者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这些地方这些人物这些场面记录下什么、刻画出什么？记者不是旅行者，打卡式的行走、到此一游的足迹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听到一些记者采访回来抱怨：部队不会汇报线索，讲不出东西来。我觉得，部队的官兵没有义务为你提供现成的稿件，写不出东西来是记者自己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新闻思维的锻炼。请记住屈原的诗句：“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

《解放军报》有一个值得骄傲的办报传统，也是我刚到报社学的新闻第一课—学会抓问题。钱钟书说：“矛盾是智慧的代价。”所谓抓问题，不仅是逆向思维，也是对事物全方位的思考与判断，是一种获取新闻的智慧。

都说当记者是个苦差事，要说苦，当然有点苦，可按照现在部队现代化的保障条件，采访中的吃、住、行等难题都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记者的苦在于苦苦思索、在于绞尽脑汁。苦的不是盘中餐，而是笔下文。那种憋在屋里抓耳挠腮写不出东西的滋味，真不如跋山涉水、汗流浃背来得痛快。下基层走连队，和官兵实行“几同”都不是难事。难的是怎么才能选择不同的角度，写出不同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的快事莫过于灵感降临、脑洞大开。但这个境界是憋出来的、熬出来的、磨出来的。

有一个说法，记者是新闻个体户。意思就是记者必须有独立的、个体的、属于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的深度决定着记者层次。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虽然写作并没有完成，但因为其中深邃的思想洞见和独具慧眼的判断力，仍然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思考会使新闻充满魅力。南疆自卫还击作战期间，我曾跟随一位领导去采访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防连队。在前线的的帐篷中，我们彻夜长谈、思索甚至争辩。后来，我写了一篇4000字的通讯《南疆有座沉默的山》，他配了一篇3000字的言论新闻《沉默是一种大境界》，文章说沉默是人生的一种态度，有了成绩还能保持沉默就是一种境界，创造了轰轰烈烈的功名，依然甘于沉默，就不仅是境界，还是一种力量。无论为人还是作文，这段话影响了我的一辈子。

——思考构成写作的风格。我前两年出过一本小册子，《连队新闻写作的100个细节》，没想到这本小册子居然还脱销而加印。刚当记者时，我和另外一位比我年长的同姓记者因在不同的部队，同时采写了一批鲜活的连队新闻，被称为“二郑现象”。我们都在记者点孤军奋战，稿子全是自己找米下锅，而且采访面相当窄。我们俩专门蹲在连队写，创出了《记者蹲连》《连队代职手记》等较有影响力的栏目，上了《中国新闻年鉴》。连队工作琐碎重复，不宏观、非典型，全靠观察细节和思考问题，一点懒都偷不得。但恰恰是这样，思考出稿件，也使基层写作成为我的风格。

——思考是终身受益的新闻积累。我当记者时，承担过一些系列写作，规定20天时间要交出15篇基层观察，半个月要写12篇现场见闻，一个星期要发5篇新闻分析……这些写作都是临时命题没有现成材料，同时要求多跑几个军兵种、战区。有时，同部队领导一起吃早餐时他们已经看到报纸上刊登的昨天我采写的稿子了，当面听评价，使我感到压力很大，绝对不敢马虎。这样的采访没有多少时间推敲琢磨，只能一挥而就，全靠平时的思想积累，将新情况转化为稿件。思考产生的新闻积累是裂变式的，只要进入状态，就有一个个题目冒出来。翻翻过去的采访本，有一些当年积累的题目，时至今日还不过时。

——思考的深度决定眼光的开阔度。以小见大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但要做到是很难的，唯一的路径就是思考。我采写纪念淮海战役的稿件时，在纪念馆看到这组数字：淮海战役胜利后我们的军粮还剩五亿斤，而整个战役中我们吃了五亿斤，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有能力再打一场淮海战役。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当时人民群众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地提供了这么多的粮食，足见什么叫人心所向。我检索了报纸，很遗憾，这个本身具备新闻性的数字居然没有提及过。坦率地说，其原因就在于不愿意“多问几个为什么”，总是在抄前人的东西，这样的结果就是，作品永远在别人的水平线之下。

还有许多人都去过、写过焦裕禄纪念馆，但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一点：焦裕禄在兰考生活工作了400多天，一共只有4张照片。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呢？我当时回来一鼓作气在电脑上敲了一段话：“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知道老百姓要看他干得怎么样，而不是看他长得怎么样；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知道自己的脚印比脸蛋更重要，报纸上的照片远不如老百姓碗里的馍馍有味道。”这就是以小见大，新闻或大或小就摆在眼前，如果没有去思考就发现不了其价值。

——深刻的思考胜于扯高的嗓门。写作时道理讲不透彻写不明白，一味地大呼小叫，其实是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要表达什么，只能去抄大话写空话。真理是朴素的，而有价值的新闻也总是娓娓道来的。比如说批评训练中的和平积弊与形式主义，我就写了《准备打仗，我们可以少做点什么》；写基层的风气建设，不写大话，直接就是《呼唤纯洁》；讲战友之间“不设防”，说如何“让纯洁成为纯洁者的通行证”；写党委建设，就谈如何《回归常识》……这些报道，靠的是脑而不是嗓门，自己边思考边写，写得累但却乐在其中。不像有些应酬之作，刊登出来自己都不好意思看。

思维锻炼是记者最扎实的基本功，是自己终身受益的内功。有个说法：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对美的发现。同时，有了发现还不能缺少表达。发现与表达，就是新闻采写的过程，要使之圆满地完成，别的都没有用，就得靠基本功。

当记者时曾和编辑部商量过一个题目。人们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部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部队一年有好几个月在外演习驻训，常年不住营房，营盘已然不是“铁打”的了；同时，连队的干部在连队一般超不过3年，而操控现代化装备的老兵往往在连队一呆七八年。所以就想着要倒过来写—流水的营盘铁打的兵。虽然没来得及写，但我觉得这样的稿子现在去写的话，依然还是一篇未必好写、但一定好看的稿子。我想用借这句话说，铁打的新闻媒体流水的记者，一代代记者流水一样流走了，但有一支适应现代传播环境要求的高素质的新闻队伍，一定能够铸就我们军事新闻媒体这个钢铁般的新闻阵地。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记者部副主任、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吕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