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军事委员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在长征途中，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主办的《斗争》《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报刊相继停刊，只有《红星》报仍继续发行。《红星》报因其活泼的版面编排和通俗的内容风格，生动地反映了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红军的革命斗争和日常生活，深受广大红军官兵和根据地群众的欢迎，被亲切地称为“战士的良师益友”“大无线电台”，成为红军政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珍贵资料。本文以《红星》报办报过程中的几个细节为切入点，展现当年我军新闻工作者严谨务实的办报作风。

一、真诚阐释办报初心的发刊词

在1931年12月11日的创刊号上，“红星”二字庄重地出现在报头，上方通栏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头版头条的“见面话”为其发刊词：

“他是一面大镜子，凡是红军里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他上面看得清清楚楚；他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战斗消息，地方群众的战斗消息，全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他要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的讨论会。无论哪一个同志对于政治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红军生活有意见，都可以提出，在他上面来讨论，要有问题他也可以答复；他要是我们全体红军的俱乐部，他会讲故事，会变把戏，会做游戏给大家看；他是一个裁判员，红军里有消极怠工，官僚腐化，和一切反革命的分子，都会受到他的处罚，并且使同志们能明白他们的罪恶……”

发刊词是《红星》报向读者奉上的第一份沟通宣言，意在宣传办报宗旨、阐明编辑意图、展示报风文风、吸引读者关注。正如发刊词所说，《红星》报不但是一面明得失的“镜子”，战斗中传达情形的“大广播”，政治工作的“指导员”，还是向一切腐败落后现象宣战的“裁判员”，战士们意见的“传声筒”和闲暇生活时的“俱乐部”。在保持党性原则和政治敏锐性的同时为联系广大红军战士提供便利和服务，在战斗频繁、贫困且封闭的苏区生活中不忘关怀战士们的身心，集中体现了《红星》报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及红色刊物大众化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既具有党的宣传者和鼓动者的风范，又扮演了党集体活动的组织者角色。语不在多，达意则明。这则发刊词以极短的字数和朴实无华的语言精妙地将其政治性、指导性、生活化特点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真诚而有魅力，避免了高高在上、缺乏人情味。

二、精干高效的编辑部

环境越是艰苦，政治工作就越不能松懈。长征开始后，《斗争》《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等刊物相继停刊，只有《红星》报仍坚持出刊。长征途中，高强度的行军和作战是家常便饭，每当部队到达宿营地，编辑部几人便开始忙碌起来，又是听取军委领导指示，又要收集汇总各部队战斗情况，记者、编辑、印刷的活都干，忙得不亦乐乎。人们都称，《红星》报编辑部精干高效。

《红星》报出版35期后，邓小平开始接任主编一职。办报对于邓小平来说并不陌生，他的革命生涯就是以办报为起点的。邓小平旅欧留学期间曾在巴黎协助周恩来编辑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赤光》。他不但为《赤光》撰写了许多文章，还肩负起了该刊物的刻板和油印工作。《赤光》以字体美观、印刷清晰、装订简雅而深得同志们的喜爱，大家亲切地称邓小平为“油印博士”。回国后邓小平还先后领导创办了《右江日报》《瑞金红旗》等革命报刊。

经过十年革命历练，邓小平无论是在思想理论水平还是实践经验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可此次担任《红星》报主编，需要面对的挑战并不轻松。长征中，邓小平率《红星》报报道组工作人员，用两根扁担挑着四个铁皮箱，白天风尘仆仆地赶路，晚上一到宿营地，铁皮箱就是办公桌，支起来就工作，马背上编稿是常事。编辑部长时间只有三人，而八开大的《红星》报每期至少四个版面，平均五天就要出一期，工作量相当大。为此，邓小平亲力亲为，从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到报纸选稿、编辑、印刷都一肩挑。如《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把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等针对问题、回应问题的重量级社论都出自他笔下。由于设备匮乏，铅字总是不够用，《红星》报上甚至有很大一部分的标题都是邓小平亲手写下，交给工人刻板后再印上去的。这些手写标题遒劲有力，非常工整醒目，是《红星》报的一大鲜明特色，也为报纸注入了别样的生机与活力。

三、红军官兵的良师益友

在中央苏区屡遭封锁信息闭塞的情况下，《红星》报成为了广大红军官兵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红星》报紧密联系红军官兵，以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切入点加强报纸指导性。当时，红军战士和干部大多出身于贫苦的工农家庭，文化水平有限，许多人甚至是文盲。为了让官兵们对报纸内容读得懂、感兴趣，《红星》报不仅紧贴时事战局，对重大战役、军队纪律、群众工作进行详细报道，还采取了很多办法使它极具亲和力，成为了红军官兵们的良师益友。

有针对性地开辟专栏。《红星》报针对红军思想政治理论工作亟需加强的情况，开辟了“党的生活”“列宁室”专栏；为促进提升作战技能，加强战略战术学习，开辟了“军事常识”“军事测验”专栏；为揭露落后的思想和行为，开辟了“法厅”“铁锤”专栏；针对战场救护和医药卫生知识普及问题，开辟了“卫生讲话”专栏，如1935年5月11日于长征途中，该专栏针对部队出现大面积伤病情况，刊发了《预防目前正在发生的疾病》，文章分别介绍了肚子痛、拉肚子、疟疾、感冒、伤口溃烂等病症的预防方法。

文字与图片结合。《红星》报上的稿件十分注重图文并茂地讲问题，减少了官兵们的阅读障碍。如在第61期上有一篇关于后方编制的草鞋过小且质量不好的短评—《要长大要结实》，短评旁边有一幅形象的漫画，画中战士的两脚踩着草鞋向前奔跑，一只脚后跟露在了鞋外面，另一只草鞋的前梁断了。漫画中的文字写道：“后方的姐妹们，不要把这样的草鞋送给前方杀敌的红军哥哥吧！”

活跃军营文化生活气氛。为了增长红军官兵们的军事知识和文化知识，《红星》报常在“军事测验”和“小玩意”栏目里给读者们出一些与军事有关的算术题；在“山歌”“猜谜语”“红色歌曲”等栏目中，通过歌曲、谜语等形式配合军事斗争和政治工作宣传，如《红军三大任务歌》是为了明确红军当前的任务，《瓦解敌军歌》是为了加强对敌宣传瓦解白军，《赔锅歌》则展现了红军官兵遵守群众纪律的良好形象。

四、长征路上的“政治指导员”

长征开始仅10天，第一期《红星》报就带着芬芳的墨香传到广大红军指战员手中。由于转移命令来得太突然，部队没有做好宣传动员工作，造成了搬家式的撤退和惊慌失措的逃跑，思想准备不够充分导致很多战士不明白转移的目的和前途，掉队和开小差现象十分严重。针对这个问题，这期报纸头条《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进攻敌人的初步胜利》，着重解释了红军为什么要转移出中央苏区，文中指出：“红军一年多的五次反‘围剿’战斗，虽然取得了屡次部分胜利，但这些胜利未能阻止敌人向苏区进攻，为此，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这就是说消灭南面的敌人的乌龟壳，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这些铿锵有力的文字，明确了转移的动机，鼓舞着撤退中的红军战士重燃斗志；湘江战役后，失败与恐惧的情绪弥漫在红军官兵中，为此《红星》报经常在“捷报”“重要消息”栏目上刊登红四方面军和其他部队的胜利消息，还在“红板”栏目上报道、表彰红军模范部队和英雄事迹。乌江战役后，刊登《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将参战勇士的名字记录下来予以精神嘉奖；《把遵义战斗的模范营连写在红板上》有“攻城的模范”“六个人击溃敌人二连”“活捉敌团长”等英勇事迹，以鼓舞战士们坚决粉碎敌人的“围剿”努力争取新的胜利；红军经过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红星》报及时发表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指示》，从细微处着手，戒除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对其使用污蔑性称谓等做法，充分考虑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情绪，为红军适应地域环境变化，迅速转变观念提供了及时必要的指导，起到了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的作用。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吕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