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强化理论研究”，是本刊自2019年全新改版后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提高办刊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从本期开始，我们约请业内专家教授和相关研究人员，围绕“军事传播研究”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研讨，为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提升中国军队国际话语权提供启示和借鉴。

摘 要：军事传播研究发端于军事领域对传播手段的专业和娴熟的使用，发端于新闻传播业向军事领域的渗透。军事传播不局限于军事新闻传播，还包括军事学术、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深入研究军事传播，对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提升中国军队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军事传播研究；缘起；外延；现状

军事与传播是一对孪生兄弟，有着特殊的关系。人类最早的传播充斥着大量的军事活动的内容，最早的军事传播也成为重要的军事手段，最早的传播研究也因为战争而开展。

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军事传播研究的历史并不久。军事传播研究发端于军事领域对传播手段的专业和娴熟的使用，发端于新闻传播业向军事领域的渗透。军事传播不局限于军事新闻传播，还包括军事学术、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深入研究军事传播，对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提升中国军队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军事传播研究直接和军事战争有关

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有关军事传播的研究，甚至军事传播概念的出现，都是最近10多年内的事情。实际上，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也不长，而且直接和军事战争有关。20世纪20年代开始，因为战争宣传的需要，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等人纷纷开展和战争有关的宣传、劝服等的技巧和效果等研究，为后来的传播学学科建立奠定了基础。相关研究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个时候诞生了一批研究军事宣传的学者和著作。如施杰林·鲁贝尔特的《宣传是政治的武器》、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和《世界革命宣传》、卡尔·霍夫兰的《传播与劝服》等。

传播学奠基于20世纪20至30年代，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才引进中国。经过10多年的普及推广，传播学的研究向各分支学科深入，相继产生了组织传播、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等专业方向。但是军事传播的出现尚需时日。

二、以“军事传播”为名的研究在21世纪初异军突起

直到21世纪初，以“军事传播”为名的研究才异军突起。但是正如在国际上一样，在中国，现代传播实践和传播学研究是从新闻实践和新闻学研究开始的，初期的传播研究是和新闻研究捆绑在一起的，因此一开始和军事有关的传播内容、研究、各种实践活动被称为“军事新闻传播研究”，或者直接称为“军事新闻”。还有些研究著述是关于战争的、战时宣传的，如战争新闻、战争传播等。比较早的著述有毛文戎、史文亭的《军事新闻学简论》（1988年）、展江的《新闻与战争》（1991年）、沈伟光的《传媒与战争》（2000年）、温国华的《军事新闻的采写与制作》（2004年）、刘继南的《国际战争中的大众传播》（2004年）、姜兴华的《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军事新闻传播论》（2004年）和《信息化战争新闻舆论战》（2006年）、盛沛林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传播心理战研究》（2004年）、蔡惠福等人的《军事新闻写作简明教程》（2006年）、丁宝文的《信息心理战系统》（2006年）、赵雪波的《战地记者述论》（2007年）等。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后，又相继出版了赵志刚的《军事电子媒介新闻传播》（2011年）、金苗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传播》（2014年）、展江的《战时新闻传播诸论》（2016年）等。台湾则先后出版了方鹏程的《战争传播：一个“传播者”取向的研究》（2007年）、谢奇任的《传播观点下的非战争军事行动与不对称作战》（2012年）。一些外国作者和他们的著作也被译介到中国。如约翰·阿奎拉等人的《决战信息时代》（2001年）、苏珊·卡拉瑟斯的《西方传媒与战争》（2002年）、罗伯特·卡帕的《焦点不太准》（2005年）等。这些译著只是整个西方关于战争新闻、战争报道等方面著作中很少的代表，大量的作品并没有译介进来，如Phillip Knightley的The First Casualty（1975）、Greg McLaughlin的The War Correspondent（2002）、Harold Evans的War Stories（2003）等等。他们关于这方面的著述更多地聚焦于战争报道的回顾、战地记者研究等，揭露了战争的残酷以及西方战争报道的勇敢、虚伪、谎言等等。

有趣的是2005年台湾与大陆学者们分别出版了名为军事传播的专著。首先是2005年1月，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楼榕娇等7位作者合作创作的《军事传播：理论与实务》。同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由盛沛林等6人共同编著的《军事传播学导论》。前者分别回顾和论述了军事传播的沿革、军事传播的理论基础、战时新闻传播、语言艺术、危机管理、互联网时代的军事传播等内容。后者则梳理了军事传播形态的演变，界定了军事传播的含义，用拉斯韦尔5W模式阐述了军事传播的主体、内容、受众、媒介、技巧和效果，探索了军事传播的管控、信息战以及军事传播与国际传播的关系。二者角度不同，立论有别，但显然都具有开军事传播理论研究之先河的作用与意义。令人不解的是，“军事传播”概念在国际学术界似乎并不存在。

论文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军事新闻、军事文化、军事媒体、战争报道、战地记者等方面发表的论文可以说汗牛充栋。根据知网统计数据，这类文献数量达四五千篇之多，但是真正以“军事传播”为主题或题目中含“军事传播”文字的已正式发表的论文或其他学术论文相对要少很多。输入“军事传播”，搜索到242篇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题目中“军事传播”概念很少直接出现，仅有的几篇如刘智城等人的《浅谈军事传播的演进—以传播媒介为视角（《学理论》2010年06期），周雷的《军事传播作为新型作战力量的创新运用》（《国防》2016年04期）、《战场上的军事传播不仅是舆论战》（《解放军报》（2018/9/18）），王亮的《回归与重构：移动互联时代军事传播理念流变》（《中国广播》2017年08期）。也有人聚焦于美军的军事传播，如巫琼的《美军军事传播转型探析》（《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15年04期），陈国军的《美军作战中的军事传播机制研究》(《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16年05期)，胡晓剑等人的《全媒体时代美军军事传播转型探析》（《军事记者》2015年07期）。

三、军事传播研究的外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新闻传播

很显然，军事传播研究的外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新闻传播，它还包括军事学术、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等研究。具体来说，军事传播研究包含以下内容：

（一）军事新闻传播

不少学者研究了如何提高军事新闻传播的效果，特别是研究了在信息化时代、新媒体时代、高新技术涌现时代、新军事变革背景下，军事新闻传播的有效途径、形式、内容等。例如陈海祥《信息时代我国军事新闻传播的定位》（《军事记者》2002年11期）从传播对象和传播目的定位引申出我国军事新闻传播宗旨和任务是树立和加强大国防观，要不断拓展传播内容，不断探索适合军事新闻传播的表现形式。廖毅文的《现代高新技术对军事新闻传播的挑战及对策》（《军事记者》2003年01期）认为高新技术给军事战略、作战思想和作战样式带来了深刻变化和影响，强调要把军事传播作为部队战斗力的组成部分，摆到重要战略地位，加速建设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军事传播设施，强化军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造就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军事传播队伍。

也有人研究非战争军事行动期间的军事新闻传播，如黄莉莉《浅论提高非战争军事行动新闻传播力》（《军事记者》2011年08期）从信息满足、意识形态扩散、形象塑造三个维度论述了提高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的新闻传播力。

还有的把军事新闻传播与提高军事软实力联系起来，如易文华《军事新闻有效传播与我军软实力建设》（《军事记者》2008年06期）认为军事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军队基于其建军性质宗旨、军事战略思想、军事文化传统、核心价值观念、基本道德规范和军队自身形象等形成、产生和表现出来的一种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对己方主要体现为一种凝聚力和创造力, 对敌方主要体现为一种威慑力和瓦解力。

有一些学者则分别研究了不同媒介如纸质媒介、电视媒介、移动媒介、新媒体、微媒体等和军事新闻传播的关系和联动。另外一些作者则关注了军事新闻传播的传播机制、受众心理、传播效果等。时下最受关注的媒体融合的话题也进入军事传播的研究领域，如杜娟《推动传统军事媒体和新媒体深度融合的策略思考》（《出版广角》2014年Z3期）认为在“微时代”舆论场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传统军事媒体必须牢牢把握传播主导权，树立全媒体一体化思维，构建以互联网思维为主导的新体系，打破各自为战的媒介格局，打造一支适应新媒体需求的“全能型”人才队伍。

军事科技信息传播是军事新闻传播中独特的内容，有些学者对此给予高度关注。石海明、曾华锋《军事科技传播：视像、认知与战争》(《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4期)认为应该将军事科技传播提升到战争较量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考量,从而把握精神信息战的攻防对抗律，通过加强军事科幻影视及文学创作,用视像构筑国家心理长城。曾华锋《军事科技传播：信息战较量的隐形战场》（《解放军报》2011年04期）提出了要探讨信息时代精神信息传播的规律，探讨维护国家认知空间安全的对策。

（二）军事文化传播

军事文化传播有别于军事新闻传播，他们的传播目的不甚一致。苏梁波在《全球化时代军事文化安全与文化传播探析》（《军事记者》2011年09期）一文中强调军事文化传播的目的是弘扬我军先进军事文化、塑造人民军队良好形象、提升军事文化安全力，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战略选择。张宇雷《先进军事文化的社会化传播思考》（《学理论》2013年10期）认为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先进军事文化是军队新时期建设的重要组成，是推进军队科学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先进军事文化的社会化传播对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军队的社会认知程度，促进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赵阳、桂宝琪《硬实力的软发挥—对我国国际军事文化传播的思考》（《南方论坛》2018年03期）则对我国军事文化的国际传播进行了研究，认为国际军事文化传播应立足于我国的国情，以国家核心利益为最高准则和根本底线，遵循“两个服务”的宗旨，坚持独立自主和以和为贵的原则，为中国全面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军事外交格局提供软支撑，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观的实现提供动力。

不少学者从互联网、新媒体、微媒体角度研究了军事文化传播的方式，也有的以影视剧、电子游戏等为例研究了军事文化传播的功能。

（三）军事传播史

军事传播史在此是个很窄的研究领域，研究者甚寡，且基本都集中于中国古代的军事传播。孟庆鸿《从唐诗看唐代军事传播》（《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01期）、黄春平《汉代军事信息的传播—檄文》（《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03期）、张俊《蒙元驿站与军事信息传播》（《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5期）分别以唐诗、汉代檄文和蒙元驿站几种媒介形式研究了中国古代军事传播。刘智城等人《浅论军事传播的演进—以传播媒介为视角》则从普遍意义上以媒介为切入点研究了军事传播的历史。

（四）军事对外传播

军事对外传播方面研究了一些有典型意义的问题，如“军事传播话语权”“军事外宣”“军队形象”和“‘中国军事威胁论’”等。代表作有廖毅文《关于对外军事信息传播的思考及对策》（《军事记者》2002年08期）、刘涵喆《军事外宣跨文化传播策略初探》（《军事记者》2010年11期）、张芳《中国军事外交中的军事对外传播》（《军事记者》2012年01期）、金苗《新媒体时代军事对外传播的新趋势》（《对外传播》2011年08期）、翁淮南《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军事新闻对外传播新思维》（《中国记者》2011年09期）、王林《中国军事新闻的国际化传播》（《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03期）等。

（五）军事思想传播

这一方面检索到的材料并不多，这可能受限于检索主题词为“军事传播”而非“军事思想”，因此只有寥寥的几份材料，如鲍世修《马恩军事思想在我国的传播》（《中国翻译》1983年03期）、潘俊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军事历史》1989年05期）、谢朝晖《明治维新前西方军事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军事历史》1991年02期）。其实，军事思想传播就是对军事思想的研究、宣传，因此重新输入“军事思想”主题词，马上获得期刊论文、学术论文、报纸论文等各类文章3080篇，真可谓比比皆是，汗牛塞屋。研究范围涵盖了古今中外的各种军事思想、军事战略、军事论述、军事思想史，例如中外历代军事家和军事思想家的军事和谋略、论述和思想。其中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论文占三分之一，可见毛泽东军事思想对当代军事思想及其研究的影响至深。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有关军事、战争与新闻、传播交叉形成的领域的研究已经形成不小的气候，只是大家对研究对象的概念的使用不一样，或对研究对象的概念没有达成一种共识，显得彼此的研究活动各自为战，互不关联，以致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方向和分支学科。故此，从建设分支学科的角度看，这个领域的研究急需统一称谓，统一名称。比较而言，军事传播当然更加准确、全面。军事本身就构成了一级学科，而传播学也是一级学科，两个一级学科交叉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为这个新的分支学科搭建起了一个宏大的叙事框架和结构。此外，军事传播既包含了战争传播，也包含了非战争传播，远比战争传播的外延大，也远能够承载一切相关的议题。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