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闻摄影自诞生起，就被作为“眼见为实”的证明。按下快门的瞬间，被定格的新闻事件也就随之确定了唯一的含义。但在实践中，即使同一张新闻照片，经过传播流转，其含义也会发生改变，有学者称之为“意义的漂移”或“转义”。这个问题如不重视解决，必将严重破坏新闻真实性原则，对新闻摄影造成极大伤害。

关键词：新闻摄影；文本；意义建构；真实性

在当今的传媒格局中，新闻摄影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特别是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其对受众和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有图有真相”在一定程度已超越文字成为新闻真实性更有力的证明。

然而在新闻实践中，新闻摄影天然的“眼见为实”属性似乎也不那么令人可信了。究其原因，除了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图像软件的出现，使改变“瞬间定格”成为可能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属于传播学范畴的原因，不易被人们觉察或重视，笔者主要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分析。

一、文字与语境确证：新闻图片意义的生成机理

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在论述照片的特性时说：“对于照片，我有着一种强烈的‘本体论’的愿望：我不顾一切地想知道照片‘本身’是什么，它以什么样的特点使自己有别于一般图像。”他的潜台词是，照片似乎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虽然我们知道照片不同于所拍之物，但很难或者不愿意去探究这种区分，以至于相信“照相机不会说谎”，忽略了照片本身以及照相机所建构的程式。

在开启快门的一刹那，世界就被图片记录下来。首先它是一个平面，将时间与空间组成的三维空间简化为二维空间，迎合视觉心理，使我们的观看快速容易；其次它是一个文本，将世界变成场景和情景的集合，“翻译”成人可以触及和想象的事物。但实际上，照片不但没有将世界呈现给人类，反而以自身取代世界，将世界直观化、简单化、抽象化，改变了我们观看世界的路线和模式。

举一个例子，就会明白其中“奥妙”。

上图是一张驰名世界的新闻照片，曾获得过WPP年度最佳新闻图片奖。现在图片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我们仍然可以获悉上述认知，完全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它是谁拍的、反映了什么事、什么主题。也就是说，我们再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已经预设了一个确定的“语境”—迈克·韦尔斯拍摄的《乌干达大旱的恶果》。如果没有这个语境，或者不知道这个语境，我们还能作出恰当解读吗？

从图像的文本分析，这张照片至少有以下几种解读结果—

形式上：

它是一张新闻照片；

它是一张艺术照片，用电脑特技制造强烈的对比效果；

它是一张生活照片，一个白人拉着一个黑人小孩的手；

……

内容上：

它反映了贫富悬殊、命运不公；

它反映了一个好心的“正常人”在发善心，救济一个“受苦的人”；

它反映了不同种族团结在一起；

……

如果我们把这些“解读”作为这张照片的文字说明，逻辑上并无任何不妥之处。但是，这张“荷赛”获奖照片的初始意义只有一个—“乌干达大旱的恶果”。

前后对比，事实上我们对这幅图片的意义进行了两种确证，一种是文字确证，具体地说就是标题和文字说明；另一种是语境确证，即由这种文字确证最初形成的既定观念、上下文联系、某种认知对新闻摄影叙事意义的确认。但不管哪一种，都是这幅图片意义的“唯一性确证”。

二、建构与解构：新闻图片文本的观看方式

新闻图片文本指的是新闻图片和文字（标题和文字说明）组成的信息集合，有时也专指图片本身。

《理解大众文化》一书的作者约翰·费斯克将文本定义为“读者式”文本和“作者式”文本。在他看来，“读者式”文本吸引的是一个本质上消极的、接受式的、被驯化了的读者。这样的读者倾向于将文本的意义作为既定的意义来接受。而与之相对的“作者式”文本，则不断要求读者去重新建构文本，并从中创造意义。

无论从产生过程，还是从传播意义来看，新闻图片文本都应该属于“读者式”文本。其一，它是对新闻事实的记录，含有客观事实的“既定”意义；其二，它是传播者的制造物，承载固定的传播意义；其三，它传递一定的信息，可以消除读者对世界的不确定性。这三者都要求读者按照某种既定的意义去理解和接受，不允许去“建构”。所以，在逻辑上，一张新闻图片的文本只能有一种确定的意义。

然而，从观看者的角度，新闻图片文本又似乎是“作者式”文本。不仅因为它是大众传媒制造的产品，还因为它可以批量生产、无限复制，似乎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认知，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赋予其不同的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因其天然的缺陷，单幅纯图片是很难构成叙事的，但如果加上文字就可以，因为文字和图片共同构成一个叙事性文本，标示出图片不能显现的时间、不能确定的地点以及观者不能确定的事件内容，并产生意义。还以《乌干达大旱的恶果》为例，标题用“乌干达大旱的恶果”给这个事件命名，说明这张照片反映的是乌干达的大旱，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大旱；是旱灾的恶果，而不是水灾的恶果。显而易见，除了确证这些信息外，文字同时进一步解读了图片的意义。

但是，另一个问题由此产生：当摄影记者或者图片编辑制作标题或者撰写文字说明时，将不可避免地对文字信息进行加工，这种加工一边在建构图片叙事、产生衍生意义，一边又在解构图片叙事、削弱初始意义，这就是导致新闻图片文本意义漂移与异化的重要原因。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若干年后，当一个不了解实情的人在朋友家的墙上看到解海龙拍摄的那张大眼睛照片（《渴望读书》1991），他还会把它同希望工程联系在一起吗？甚至，还会把它当作是一张新闻照片而不是一般的肖像照吗？照片还是那张照片，意义却经不起拷问。因此有学者说，“照相机分离出瞬间的表象，也就勾销了影像是永恒的概念。你看到什么，取决于你在何时何地”。

三、赋型与转义：新闻图片传播的现实困境

数码相机和图像处理软件的出现，意味着新闻图片能被修改和创造，学者维勒姆·傅拉瑟称之为“赋型”。在数码时代，赋型几乎贯穿了图片拍摄与图片传播全程，由此可以确定，图片已经不是在快门开启的一刹那被瞬间定格的图像和意义了。也就是说，一张新闻照片有其自身的“场依存性”，脱离了这个场域，就会产生意义漂移甚至转义。

这种转义一般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同一张新闻照片被同一家媒体重复使用，意义有所改变；另一种是同一张新闻照片被不同媒体使用，意义出现不同。

有一张关于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的新闻照片，被同一家报纸用过两次，第一次的意义是，鲍威尔表示，美国愿意和朝鲜就朝核计划进行谈判。第二次的意义是，在联合国大会上，鲍威尔就对伊问题阐述立场。

还有一张《解放军画报》记者抓拍的照片《年度讲评》，被国内多家媒体采用，有的另取标题“评职称—这回有我啦！”作为《按劳分配，皇帝的新衣？》一文的配图，有的作为《失宠的文科大学生》一文的压题照片，有的甚至给这张照片换了一个南辕北辙的标题—《等待判决》。

类似的情况、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不妨对这一情况作深入分析。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照片的意义被改变了；其次，如果不考虑到刊发时间的先后，我们很难判断出哪一张是原作，哪一张是原作的复制品。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种转义现象产生了一个结果：图片与文字关系的颠倒。

之前，为了展现图片的内容，我们给图片加上标题和解释性文字，此时文字是对图片的说明，是为图片服务的，使图片含义具有唯一确证性。如今，还是同一张图片，在传播过程中被篡改，形成含义完全不同的标题和说明，此时图片却成了对文字的证明，为文字服务，使文字内容更加真实可信。

于是，我们经常看到媒体上的新闻图片，尤以体育新闻照片和社会新闻照片最为常见，其文字说明要么是“画外音”，要么是“合理想象”，谁都可以大笔一挥，对图片内容作出自己的阐释。在那里，新闻摄影变得面目全非，似乎新闻事实是什么、新闻图片是什么都不重要了，传播者通过文字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由是观之，传播者对新闻图片“脆弱性”的破坏和利用，已经损害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应该引起广大新闻从业者高度重视。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政工新闻编辑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