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有些地方，去一次，一辈子都会难以忘怀。

西藏阿里，就是这样的地方。

为落实习主席对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队伍能力建设提出的增强“四力”要求，解放军报社组织了“记者在战位·阿里边关行”采访活动。

2018年8月27日，在报社领导带领下，我们采访小组一行，启程飞赴南疆。跟随陆军某汽车运输团任务车队，从新疆叶城出发，沿新藏公路至西藏阿里边防一线，全程嵌入车队，对沿途兵站、通信机务站、医疗站、综合仓库以及一线边防连队进行深入采访和调研，用时12天，行程14000公里。

走边防，该带点什么去？采访小组从北京启程前，准备了件特别的礼物—

一面在天安门广场升起过的国旗。我们想让支普齐边防哨所官兵感受到祖国心脏的跳动和温暖。支普齐是现在离天安门陆路距离最远的哨所，有7000多公里。

阿里归来，采访小组带回三面旗—

一面在边境升起过的国旗，一面“阿里边关行”采访旗，还有一面“行进在昆仑之巅”纪念旗。

采访结束返回北京，旗子上的这些名字和名字背后的脸庞，以及在那遥远的地方看到、听到的一切，都时常浮现在记者的梦里。

阿里边关行，既要用身体去行走，更要用心灵去行走。走近那遥远的地方，记者尝到了初心的滋味，看见了中国军人的样子，发现了蕴藏于平凡之中的伟大，也找到了前行的方向。

一、一碗白糖水

当这面已经毛边的旧国旗，签上所有官兵的名字，郑重地赠予第一批来到支普齐边防连的军报记者；当我们把这面在支普齐升起过的国旗，带回北京，遥远的地方，不再遥远。

军车在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上，跋涉了整整7天，翻达坂、过雪山，抵达支普齐，又换乘军马爬山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到海拔5054米的前哨班。

下午6点半，阳光从板房唯一的窗户照进屋里。连长俞湘剑笑着对我们说：“山上没有茶，喝碗糖水吧！”

哨所官兵平常都喝白开水。在端给我们的水里特意加上白糖，是怕我们喝不惯水里的怪味，因为这些从山下运上来的水，已经储存了很久。

俞湘剑已在支普齐度过了5个冬天。曾经，他被漫天飞雪困在大山深处，差点送命；曾经，他为执行任务半年不洗澡，变成“最邋遢的兵”。

摆上几个吃饭用的不锈钢碗，提起烧得乌黑的铁壶，俞湘剑用塑料勺子从锡纸盒里舀出几勺白糖，把沸腾但并不开的热水冲进碗里，端到了我们面前。

上一次，如此郑重其事地喝一碗白糖水，是什么时候？可能都想不起来了。

他们的故事，就在一碗烧不开的白糖水里。

白糖水还没喝，战士王超旭的眼泪就了掉下来。

这个19岁的内蒙古战士悄悄地透露了自己的心事—患乳腺癌的妈妈刚刚做完手术，电话里妈妈说这几天特别想他，想看看他现在的样子。

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拍段小视频，托记者下山之后，给妈妈传回去。

镜头前的王超旭，努力地咧嘴笑着，眼圈却越来越红。他忍着哽咽，泪水最后还是流下来，又赶紧用衣袖擦去。

听说记者要捎视频下山，更多战士排起了队。从那遥远的地方，为战友们捎段视频传给亲人，手里的相机是沉甸甸的，肩上的责任也是沉甸甸的。

遥远，对于高原军人来说，并不浪漫。遥远，是一个又一个缺氧高寒的白天，一个又一个失眠难熬的夜晚，一顿又一顿难以下咽的饭菜，一天又一天难以忍受的闭塞。

9月3日晚上，几名女记者和战士们一起站哨。半夜下哨，一名战士跑回宿舍，拿出一块珍藏很久都没舍得吃的小面包塞给她们。

星空下，河谷旁，一小块或许已经过期的面包，让女记者吃出了眼泪。

至今，记者还能回想起那碗在海拔5000米哨所喝的白糖水，那是儿时记忆中沉淀的甜，是握在手中温热的暖。

用自己的眼睛看到高原军人的苦和疼，用自己的笔和镜头为他们道出情与义。这是边防官兵对军事记者最真诚的信任，最热切的期盼，也是最持久的力量。

二、你要记得我

这面采访旗，记者带了一路，沿途的三十里营房兵站、甜水海兵站等20多个单位的官兵，为我们签名留念。

跟随汽车团一起上山，在兵站吃住，才知道原本习以为常一顿热饭、一壶热水、一间暖屋，甚至是一口氧气，都是那么来之不易。

离开三十里营房兵站的那天凌晨，记者来到厨房帮厨。下士李国章正挥刀切肉。

这个来自重庆的小伙子会开救护车，会加油发电，会输液打针，会炒菜做饭，还会弹吉他。

他说，自己最喜欢做饭，因为有成就感。他还嘱咐说，山上又高又冷又缺氧，注意尽量不要吃凉菜和硬的水果。

吃完饭，车队要上路了。离开餐厅前，李国章羞涩地笑笑，轻声说：“你们吃的饭是我做的，要记得我呀！”

是啊，上山下山、来来往往，有谁记得为大家盛上热饭的那一双双手？又有谁记得为大家烧水加油的士兵叫什么名字？

记者拿出采访本，不仅记下他的名字，还记下了他的手机号和家庭地址。

其实，上山后记者们的高原反应都很强烈，但是就因为战士说的这句话，驱动着我们当晚只睡了两个小时，剪出了视频，赶出了稿件，第二天就在军报记者微信推出。

几天后，三十里营房早餐的故事出现在《解放军报》上。很快他们的家人收到了报纸。

又过了几天，兵站的教导员发来一张微信图片。他们竟然把《解放军报》的版面做成了大幅展板，挂满了走廊的整面墙。

一个故事，一张报纸，变成了一面墙。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一张报纸能带给边防军人如此大的力量。

作为一名记者，谁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记住？而这一次，兵站官兵，却用一面墙让我们永远记住了他们。

从高原回到北京的第10天，中午1点，记者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是三十里营房兵站的战友发来的。

原来，那天汽车团又在兵站就餐。兵站的战友以为记者们还跟着车队上山，就在食堂找，结果却没找到记者。

那一刻，一股内疚涌上心头。战士们多么盼望我们能经常去那遥远的地方啊。可我们去的次数太少，停留的时间太短。

无数的遗憾，只能用手中的笔去弥补。

跟着军车上阿里，记者还遇到了一名会画漫画的少校军官。

陈伟，是甜水海兵站的站长，他已经在全军海拔最高的兵站待了整整6年。

2019年夏天，组织安排他带着妻子孩子去烟台海滨疗养。坐在沙滩上，看着熙熙攘攘的游人惬意地享受着海风和海浪，他却想起了在甜水海苦苦熬过的封山期。

妻子记得，当时陈伟转过头对她说：“他们能晒着太阳吹着海风，这也跟我们有些关系吧？”

因为惦记兵站值班人手不够，假还没休完，陈伟就急着回到了他昆仑山上的另一个家。

头痛、胸闷、恶心、呕吐、呼吸困难……重回甜水海，严重的高原反应很快使他消瘦了20斤—这是休假期间他妻子用一天四顿饭的努力，好不容易“攒”出来的。

白天，他带着战士铲煤、拉水、做饭、修锅炉，晚上才有自己的时间。铺开画纸，拿出彩色铅笔，这个从十几岁就喜欢画画的高原军人，从这个荒凉的世界来到另一个多彩的世界。

2019年中秋节前，陈伟画了一幅兵站的速写，作为礼物送给他3岁的女儿。一边是高原的苦寒和坚硬，一边是内心的柔软和温暖。他对记者说：“我这辈子不伟大，只想告诉孩子，他的爸爸为国家做了该做的事。”

三、行进在昆仑之巅

第三面旗是和我们一起行走在昆仑之巅的汽车团官兵送给报社的，全体任务官兵都在上面签了名字。

新疆叶城到西藏狮泉河，同样1000多公里的路程，车队要在人迹罕至的新藏公路上走整整5天。

这条路，一旦走过便不会忘记—雪山达坂之险峻、戈壁无人区之荒凉、高原缺氧反应之强烈……所有的艰辛都会沉淀在心底，凝固成无法抹去的人生记忆。

三十里营房、神仙湾、甜水海、班公湖……这条路的毛细血管的每一个末端，都站立着一群边防军人。

一枪一弹、一砖一瓦、煤炭、油料、米面、果蔬……车轮上，有千万个高原边防军人的日常，也是汽车兵征战高原“天路”的日常。　　

车轮滚滚，一代代高原汽车兵默默地把自己和这条路紧紧“扭”在了一起。

从物理定义上看，高原汽车兵每跑一次新藏线，就在挑战两项“世界之最”—世界上海拔最高、最危险的公路。悬崖就在车轮旁，生死就在方向盘的毫厘之间。

这条路，说九死一生有些夸张，但很多风险是不可控的。车队随时可能遇到暴风雪、泥石流、山体滑坡、车祸。

这一趟上山，汽车团是为阿里边防部队运送过冬的煤炭。上山的苦、上山的难、上山的险，不亲身经历，就不会有真切体味。

走下高原，进城之前，汽车兵们会把车洗得干干净净。老百姓们不会知道，他们一路吃了多少苦。

没有什么公式能证明，上升到一定海拔，人的思想境界一定能上升到与之相匹配的高度，但昆仑汽车兵行走高原的生死考验告诉我们，昆仑是个过滤器，滤掉了沉渣，升华了思想境界。

汽车团副政委孙晓亮告诉记者，他第一次走新藏线时才25岁。现在，他已经41岁了，在这条路上，他度过了自己的青春。

孙晓亮第一次“上山”，车胎爆了好几次。换一个轮胎，要拧十个螺丝。奇台达坂顶上，顶着风雪，忍着强烈高原反应，他和战友累得差点背过气儿去。

在山上跑得时间长了，人也老得快，过了40岁生日，孙晓亮越来越不愿意看自己以前的照片。

2018年10月20号，孙晓亮带队到红柳滩兵站，手机终于有了信号。那天，是军校同学入学20周年聚会的日子。毕业这些年，全队只有他一个人，还在昆仑山上跑着。

他点开微信视频，连通母校的聚会现场。那一端，老同学们齐聚一堂，欢声笑语，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大家刚入学时的照片。

战友们指着孙晓亮的照片说，你看看，那时的你多嫩、多帅！

这一端，是插着吸氧管的孙晓亮。他看着自己20年前的青春芳华，笑着笑着，流出了泪。

昆仑山不老，这条路上的汽车兵就永远年轻。

尾 声

登上离开支普齐的越野车之前5分钟，我们还在连队宿舍，想抓住最后几分钟时间，争取让每一名战士都能说说自己、自己的连队、自己的家人。

越野车启动了，连队的其他战士已经在路两边列好队，准备欢送记者们。

轮到最后一个班的最后一名战士时，他问：“等报纸印出来，能给我家里寄一份么？”

记者赶紧把采访本递过去。小战士在本上写下了家里的通信地址，然后把笔递给了身后的战友。

战士们排着队把家里的地址写下来，他们盼望着家人能收到《解放军报》，他们说：“有没有我们的名字不重要，只要有支普齐3个字就行！”

每一个地址和电话号码背后，都有一名军人及其家人的深切期盼。他们对我们这种托付，既是战友间的信赖，又有对记者的真诚信任与期盼。

10月28日，通讯《在那遥远的地方》见报，记者心头的牵挂也落地一半，仿佛看到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镇那个小超市门口，战士王超旭的母亲，擦干净整理货架的手，小心翼翼拆开信封，展开报纸，看到孩子的名字，脸上露出舒心的笑容。

高山海岛，大漠边关，留下了一代代军报记者的足印。我们把自己能带过去、能留下的东西，全都给了战士。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未来，军报人都把给部队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作为努力的方向之一。

《解放军报》，作为党的喉舌，传递党的声音。基层官兵对军报记者既敬重又亲切，他们愿意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示出来，最珍贵的感情表达出来。

如果说初心是一颗种子，那么使命就是这颗种子生长出的一棵参天大树。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根系在哪里，更不能忘记我们这棵树，如何在新时代长得更高更壮。

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官兵；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

阿里边关行，让记者对初心二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有了初心，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用实力作为支撑和保障。否则，就是有心无力。对于军事记者而言，这种力量就是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我们不是第一批去阿里边防的军事记者，也不会是最后一批上阿里的，但每一名到阿里的记者，都会收获一种力量。这是高原边防的战友们给我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