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媒体信息系统是筹划实施作战不得不考虑的影响因素，信息舆论环境是作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的指挥决策和作战实施过程中，应对和运用媒体、做好媒体事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现代战争；媒体事务；舆论斗争

随着对现代作战制胜机理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在媒体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媒体信息系统是筹划实施作战不得不考虑的影响因素，信息舆论环境是作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同时，也有部分同志仍信奉“战争让媒体走开”的观点，认为媒体是现代战争指挥决策和作战实施的“附加题”“选修课”，有之不多，无之不少。这部分同志的观点大致有三，一是认为现在战争是“瞬间决胜”的，没有媒体介入的时间空间，应对和运用媒体在战时属于屠龙之技，没有用武之地；二是认为现代战争是胜者通吃的强者游戏，只要打赢了战争，自然就可以赢得舆论；三是认为舆论角力是由战争性质决定的，正义一方必然能够赢得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对这些观点，很有研究辨析的必要。

一、瞬息决胜，是否可以“只打不说”？

现代战争的一个重要外在特征是“瞬息决胜”，因为军事装备技术的发展，大幅度提升了战争发起的突发性、军事打击的快速性、战争筹划的精密性，战争进程加快，优势一方的战争目标快速实现。近年来，美军在中东频频出手，均采用了高精尖武器突袭的方式，作战进程极短，上一刻毫无预兆，下一刻震惊世界。从这个特征出发看媒体与战争的关系，很多人产生一种感觉：既然在极短的时间内，战争结局已定、胜负已分，何必要投入精力在媒体事务之上呢？军队有必要操这个心、劳这个神、费这个劲吗？

这是对媒体与现代战争关系认识不足、忽视媒体在现代战争中特殊的地位作用的观点。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对所谓信息化战争“瞬息决胜”的特点，一定要全面辩证来看，不能绝对化。在整个战争进程中，一场战斗一定是“瞬息决胜”的，某些战役可能是“瞬息决胜”的，但整个战争进程却常常是要持续不短的时间，并非绝对的“瞬息决胜”。在一场又一场“短平快”的战斗的间隙，通常都是耗时颇长的政治角力和外交斗争，而媒体在此过程中是一个活跃角色，是一个能牵连影响政治外交大局的关键变数。全球媒体被战火吸引而来，妥善应对媒体才能确保战争长线运筹的有序可控，而不应对或者错应对则可能被某个媒体制造的舆论热点打乱阵脚、带乱节奏；全球媒体的背后是全球公众，回应媒体关切就是回应公众关切，引导媒体报道就是对公众做工作，让公众了解真相、塑造有利于己方政治外交布局的舆论环境和道义支持。应对和运用媒体，跟世界各国的记者打交道，是战争进程中非战斗角力阶段各方主要的活动之一，是各方角力博弈的关键领域之一。其结果关系到谁将在已结束的“短平快”战斗中真正斩获战果，关系到下一场“短平快”的战斗将在对谁有利的态势下进行。把“瞬息决胜”的特点绝对化，认为战争的运筹者没有时间管媒体、用媒体，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场具体战斗的“瞬间决胜”，必要条件之一是战争运筹者必须创造出有利的传媒条件，对媒体有切实的掌控力引导力。现代战争是“融入社区式”的作战，现代战争的战场是“媒体密集型”的战场，军事行动总是伴随着传统媒体的关注、智能手机的拍摄、移动互联的传播，总是要承受“被凝视的压力”。如果不能有效地调度媒体报道，实现军事打击行动的突然性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海湾战争前，美英军队就通过高超的媒体事务谋略，向伊拉克成功释放了信息烟雾，保证了军事打击的雷霆万钧；以色列对哈马斯发起铸铅行动，前期决策的重点就是怎样避免被社交媒体“曝光”、确保行动能够突然打响、打哈马斯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在全世界还来不及介入、来不及批评的时候就全身而退；美军最近对巴格达机场的突袭，前期也在社交媒体上巧妙释放了兼具威慑和误导效能的消息。美军《作战纲要》中对于各级指挥员就有这样一条提醒：“媒体传播的力量能够对战略方向及军事行动的范围，造成戏剧性的影响。”实际上，围绕媒体事务的谋略，已经成为信息化战争谋略的一部分。应对不好媒体，不会运用媒体，军事行动的“瞬息决胜”很多时候就会落空。

最后，还应该看到，“瞬息”打得很成功，其实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决胜”。现代战争是典型的政治军事仗，“军事成功”与“战争胜利”并不能直接划等号，特别是国际关系的复杂、战争法、国际法的制约等要素的存在，使得两者之间的分离性、不一致性更加明显。应该认识到，任何军事行动，都有政治目标、政治后果、政治底线。军事如果打不赢，当然一切等于零；但是，只有军事打赢了，也不等于就是一百分。没有达成政治目标的军事成功，造成严重不良政治后果的军事成功，突破了政治底线的军事成功，导致的是战争的失败而不是胜利。从技术上说，军事行动结束后，还会带来一系列军事之外的复杂后续问题，如有效统合各方、维持社会秩序、凝聚民心士气、建立管制权威等，防止战场上的赢家却深陷政治外交泥潭，进退两难，拖累国家大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军中东困境，正是此类反面教材。这些后续问题的处理处置，离开应对和运用媒体，是无法有效、彻底地进行的。

二、军力占优，是否可以“赢了再说”？

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很多人据此认为，战时应对和利用媒体是一个弱者选项，以弱搏强需要，以强对弱则不需要。作为军事上的优势一方，是否可以在打赢后再以胜利者的身份，让媒体跟着自己的指挥棒听令报道，而不需要在作战全程都对应对和运用媒体高度重视、统筹组织呢？

对于这个问题，从经验上看，比较好回答。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年世界上发生的战争中，军力绝对占优的一方，通常也都是在媒体事务上力度最大、机制最完善、视野最前瞻的一方。美军、俄军、以色列国防军等，在各自的战场上，都既是军事实力优势方，也是战时媒体事务的主动方、活跃方。

从理论上说，“军力占优、战力强大、胜券在握，就可以赢了再说”这一观点的潜在逻辑，是战争的胜利者能够通过剥夺失败者的话语权，从而在战争性质、战后安排、解释具体战争事件等事项上，获得排他性的话语权。而对这一逻辑，同样需要全面、辩证来看。

首先，媒体的反对，将会限制实力优势方投放军力的力度和方式，加剧军力运用的成本，增加战争变数。以专业、出色的战时媒体事务管好媒体、用好媒体，通过媒体让公众理解军事行动的必要性、合法性，军力优势才能顺利、充分地发挥成为行动优势、打击优势，军力强大者最终成为战争胜利者的道路才会平顺；反之，如果兵力优势者的行动被媒体群起指责，被认定是穷兵黩武、以强凌弱，被“肆意破坏和平”“无视误伤平民可能性”“开了动用某某武器恶劣先例”等不利论调所包围，那么，体现在武器装备、训练水平、指挥能力等方面的军事优势可能被束缚，可能“有力不能使”，也可能“稳胜变惨胜”，必胜之局有陷入难局、困局甚至败局的危险。

其次，媒体对战争的全程记录和评说，留下了历史的草稿。战争胜利者并不自然等于战争的权威定义者、解说者，媒体在定义战争、解说战争的过程中有自身的独立意志和强大话语能力。极端情况下，军力优势者虽然能够取得有形战场的胜利，但是却会因为媒体一边倒的批评质疑，最终在国际形象、国家公信力上遭遇不可逆的巨大损失，军力强大、战场上摧枯拉朽的一方被媒体塑造为不义者、野蛮者，被仇视，被对抗，最终难以“全胜”，甚至落入陷阱。越南战争中，西方媒体高举反战旗帜，赴越南战场进行“揭丑”成为风行记者圈的时尚，在此情形下，占绝对优势的美军，却在全局上日趋被动，最终只能咽下战事无以为继、撤军败退、国家形象严重受损、国内社会严重撕裂等诸多苦果。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战时应对和运用媒体的能力，是军队作战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不重视媒体，不善于运用媒体，军力上的优势就会被限制、被制约；相反，越是重视媒体，越是善于运用媒体，军力上的优势就会发挥得更充分。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学者Josh Getlin就在《西雅图时报》撰文阐释美军对世界媒体记者采取的“嵌入政策”的必要性，指出：除了陆战、空战之外，战争还有一个“争取电视图像和报纸报道的完全不同的战场”，要想在战争中赢得关键优势，必须“把自己的故事讲得最好”，讲得胜过对手。为了赢得这个关键优势，为了成为故事最精彩的一方，“五角大楼别无选择，只有让记者坐在前排”，只有“准许媒体报道它所要求的”，才能让美军有机会“向公众提供关于地面和该地区的第一手没有污染的信息”。这一观点，虽然时隔多年，但仍然很有启示价值。

这个结论说明，在运筹实施作战时，一定要注意打赢能力与话语能力之间的“双向转化”，促使两者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把打赢能力转化为话语能力，为掌控政治外交大局、不战而屈人之兵提供舆论力量支撑；另一方面，也要把话语能力转化为打赢能力，为打赢塑造舆论态势、创造民心条件。这个“双向转化”过程，必须靠全过程的周密、妥善的战时媒体事务处置，才能实现。

三、道义在我，是否可以“任媒评说”？

有的同志非常重视战争正义性与媒体事务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华民族从来都有讲究慎战、义战的文化传统，我军历来所研究所准备的战争也都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权益、实现国家统一为目标的正义战争。有道是身正不怕影子斜、人心自有一杆秤。媒体是公正的、客观的，我做得好，媒体自然会说好，所以，是不是可以不要投入那么多精力来应对媒体、运用媒体了？

从宏观上说，这些同志的观点反映了战时媒体事务成功的根本机理，即：自身做得好，才能被很好地讲述。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战争一方，其行动总是符合道义原则，符合媒体和公众的期待，因此就能获得媒体的正面报道和评价，在应对媒体、运用媒体上，就会获得长久的、决定性的优势。这也告诉我们，在现代战争中应对和运用媒体，绝对不是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情。媒体不是软面团，想怎么揉就怎么揉；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想怎么涂抹就怎么涂抹。

不过，对道义优势的强调，不能绝对化，也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道义优势与媒体事务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媒体的发展，为“公道自在人心”这句真理增加了很多的限定条件，不能简单认为公道在我，就可以“任媒评说”。

首先，由于公众刻板印象的影响，战争中，事实上的正义方并不一定就是共识上的正义方。改变公众刻板印象，需要做好战时媒体事务。

传播学者研究网络社交媒体时代的公众心理，发现人们越来越从自己既有的情感倾向、个人立场出发来接受信息，不管事实真相，听到一点儿风声，就很快地站队。学者认为，这种客观事实对人影响力变小、刻板印象对人影响力变大的情形，将成为网络社交媒体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人们的信息传播进入了“后真相时代”。有的时候，战争从客观事实上说，是为了维护主权权益，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毫无疑问是正义的；但在公众的认知世界里，在部分公众的刻板印象里，由于没有多少认知储备，没有多少情感支持，反而可能早就形成了负面认识。因此，可能就会对战争性质产生错误了解，得道者被错认为失道者，正义者被错认为破坏者。改变公众的刻板印象，就需要不断地通过媒体释放能够体现我方正义性的新闻报道、图像符号，让公众在源源不断的信息流中，实现“认知反转”，从“后真相”中走出来，站在真正的道义者一方。

其次，由于复杂的舆论环境，战争中，道义优势的取得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可持续得到民意支持，需要做好战时媒体事务。

战时舆论是高度复杂的。公众心理的敏感脆弱，谣言传言的易发频发，敌对一方的舆论欺骗，这三者的交叉影响，都使得战争正义方的正确立场和合法诉求并不一定能够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得到承认和接受。也就是说，长期地看，历史地看，公道确实在人心，但是不会“自在人心”，它需要一个被认识被接受被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绝对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过程，需要付出主动塑造的努力，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把媒体应对好运用好。1949年5月我军解放上海，有解放军露宿街头，上海市民才可以一下子就深刻、直观地认识到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同样，有反映解放军露宿街头的新闻照片被随军记者及时拍下，有这张照片在媒体上的广泛传播、迅速成为佳话，上海之外的全国全世界民众才能同上海市民感同身受，也深刻、直观地认识到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如果没有媒体传播的力量，如果没有优质的传播内容，这个过程很难如此快速、高效，甚至可能要经过波折和反复，甚至可能因之需要我们付出一定的代价。

在一定的时间段内，由于偶发危机事件冲击公众心理，由于不利的谣言传言过于集中，由于敌方的舆论欺骗频频得手，战争的正义者反而在舆论场中处于弱势、被动的地位。这个特定的时间段，笔者称为“公道与人心的背离期”。在我海洋维权、反恐维稳行动中，我们总是感觉到一种“特殊的委屈”：完全正义、绝对合法的行动，但在国际舆论场中却饱受谣言袭扰。这一现实说明，“公道与人心的背离期”在一定阶段是客观存在的。在未来战争中，如果这个“公道与人心的背离期”正好与作战过程重合，也就是说，公众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不能完全正确认识战争性质，只是在战争结束，一切尘埃落定之时，才意识到自己错了，那对于战争的正义方而言，就不仅是巨大的不幸，更会是巨大的灾难。战争的正义方怎样避免出现“公道与人心的背离”？最主要就是通过媒体，讲好自己的故事，让自己的正义行动不被误解误读，不被谣言冲击，不被敌方污蔑。

因此，道义在我，也不能在媒体事务上不作为，也不能坐等收获媒体的点赞和支持。即便是战争的正义方，也要面对可能不怎么有利的公众刻板印象，也要面对复杂舆论环境中的风险挑战。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事信息与网络舆论系舆论斗争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