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同行在谈到她当年为什么会从事编辑工作时讲到，当时有三份工作可以选择：电视台娱乐新闻的编导，外资市场调查公司的分析员，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她说，促使她做出决定的是这样一道选择题：当你40岁时，你是希望天天晚上指挥一帮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举着灯牌尖叫明星的名字呢？还是在一灯如豆中跟那些已经作古或者即将作古的世界文豪们透过稿纸把酒言欢？

在“星光灿烂”的炫目与“一灯如豆”的清冷之间，恐怕没有多少人愿意选择后者，而这“清冷”恰恰是我们编辑的工作日常。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韩儒林赠给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一副对联，该联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范先生毕生的治学风格，这句话后来也被出版界演绎推崇为“板凳坐得十年冷”。细思一下，这句话中其实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要坐得“冷”板凳，受得清苦不浮躁；二是要耐得“冷”十年，专心致志有韧性。

商务印书馆原董事长张元济先生一生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和出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将该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他组织编写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几乎垄断了当时中国教育出版量的52%。1932年1月29日，日军有针对性地轰炸了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当时的中国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的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张元济目睹总厂“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片纸不存”的惨状，痛不欲生。为让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再遭受损失，他将劫后余生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重新开始校勘。此后的1500多个夜晚，窗外是日渐浓重的战争硝烟，屋内是清冷的如豆灯光，张元济仿佛在与时间赛跑般没日没夜地工作着，生怕东方图书馆的灾难再次降临。1936年《百衲本二十四史》终于出版，此时的张元济已整整70岁。

编辑是一份离功利远、离文化近的工作，也是一份有社会担当的职业。著名军旅编辑家、原解放军出版社顾问黄涛老前辈，为了编辑出版《星火燎原》，36岁就已是总部机关正师职领导干部的他，听从组织安排，毅然改行当起一个临时编辑部的负责人。他从策划篇目纲要到征文约稿，从核证史实到编辑加工，从装帧设计到印制出版，呕心沥血，心无旁骛地投身编辑工作，一干就是26年。其间他历经“文化大革命”的凄风苦雨，身心饱受重重折磨，但依然无怨无悔。他主持编纂了我军第一部英雄传、第一部烈士传、第一部中国古代和近代军事史、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以及其他红色经典图书，即使离职休养后，依然笔耕不缀，主持编纂的《革命烈士传》《解放军烈士传》等系列图书源源不断地与读者见面。从事出版工作后，黄涛的职级没有任何升迁，但这并不影响他默默耕耘的工作作风。他说：“我在编写《星火燎原》的时候，有着一种真挚的感情，因为编写的都是我同时代的人，而且有一些人我当年就认识，有些材料我看到后如同身临其境。先烈们把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革命事业，我做一点具体工作， 还不是应该的吗？”

作为黄涛事业的传承人，巨大的使命感让我感到身上担子的沉重，对编辑工作常心怀敬畏之心，不敢有丝毫懈怠。在编辑出版《星火燎原全集》系列图书以及百集《星火燎原》系列连环画的日子里，巨大的文字量、繁复的核校工作，使得我们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无数个加班的日子里，每当夜晚来临时，身处静悄悄的办公大楼，看着窗外万家灯火，听着楼下大人孩子们欢乐的嬉闹声，望着案头如山的书稿和手边各种各样的资料，我有时也会问自己，这样辛苦地工作， 默默地付出，又无人知晓，值得吗？但转念想起黄涛等老一辈编辑，想起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投身出版事业的事迹，便又继续专注于案头的工作中。

既然选择了编辑这一职业，就注定与“星光灿烂”无缘，也无需纠结值与不值，不必计较得失与否，更不会畏惧苦和难了。人们常把编辑工作比作“为人作嫁衣”，其实这种表述过于消极了。作为编辑，他虽不是直接用自己的著述体现思想文化，但通过策划选题、编辑书刊来反映时代的脉动，他的思想光芒早已内化于书，与书刊融为一体。默默伫立、为在茫茫大海上的船只引导航线的灯塔也是寂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说编辑是“导航的灯塔”可能更为准确。

司马迁忍辱负重历时15年编成《史记》，司马光汇聚良才用时19 年编纂《资治通鉴》。虽然现代出版条件下，大多数图书的出版已不再需要这么长的周期，但依然需要“十年磨一剑”、精雕细琢的经典图书。俄罗斯教育心理学奠基人乌申斯基说过：“如果你能成功地选择劳动，并把自己的全身精神灌注到它里面去，那么幸福本身就会找到你。”“一灯如豆”的清冷生活，如果不能全身心投入，找不到工作的幸福所在，一天两天可以，甚至一年两年都可以，但要坚持“十年”持续不断地“磨剑”，恐怕谁也做不到。编辑工作既需要规划统筹，又需要事无巨细，同时还要审阅大量的文字稿件，考验一个人的能力素质，更考验一个人沉得下心、耐得住“冷”的韧劲，心浮气躁的人是干不好编辑工作的。

虽然所有的付出不一定都会有回报，但没有付出肯定不会有回报。对编辑而言，板凳虽冷、功名虽远，全身心投入之后却也能收获来自各方面的“暖”。

体味一部好书给予自己的机缘之“暖”。不少同行都深有体会，编辑生涯中能碰到好书的机会并不多，有幸遇到了，就要牢牢抓住，耐心打磨，让它焕发璀璨的光彩。《星火燎原》自1958年陆续出版以来，历经三个主要阶段，至今已过一个甲子。而在我16年的编辑生涯中，居然有大半的时间是与《星火燎原》丛书结缘的。在8年多的时间内，我当面聆听第一代《星火燎原》编辑部负责人黄涛老前辈的教诲，阅读对其他老编辑的采访资料， 整理当年的书稿档案；奉命重新组建星火燎原编辑部后，又与第二代《星火燎原》老中青编辑们并肩战斗，出版了迄今为止文本最全、种类最多的《星火燎原》图书；第三阶段《星火燎原》全新再版工作启动后，又和新一代的编辑们一起，零起点学习融合出版，勠力同心，只用半年多的时间，即推出了全新的《星火燎原》精选本（融媒书）。《星火燎原》出版至今，发行近千万册，在新中国几代人心中烙下了深刻的记忆，尤其当我看到年轻的部队官兵也被《星火燎原》中的故事深深感染时，我真的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和自豪。

感受来自作者的榜样之“暖”。在编书过程中遇见优秀作者，与作者交流，从中吸取营养，提升自身学养，是编辑的幸福。在编辑《星火燎原》系列连环画时，浙江连环画画家盛元富先生担任部分图书的绘画，他是一位对创作非常严肃认真、严谨细致的人。在创作《黄麻火焰》时，盛老先生自费到湖北黄安（今红安）和麻城两地实地考察，专门对书中所涉及的鄂豫皖地区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进行仔细观察。在创作《活捉张辉瓒》时，他在寄来的画稿中还夹带了一张便条， 对脚本中的一段对话提出疑问：“‘要得要得’一般四川人说得比较多，江西赣州也这么说吗？”由于当时身边江西人不多，我打听了半天也不得要领。在一次与送站司机的闲聊中，偶尔得知他竟然是赣州人，我如获至宝，忙细细求教。得知赣州人也讲“要得”，但平时用得不多，为稳妥起见，也为避免读者产生与盛老先生一样的疑问， 最后决定用“好好”更妥当，此说后来也从其他赣州朋友那里得到印证。虽然我与盛老先生至今未曾谋面，但通过电话、书信交流不少，盛老先生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治学精神让我钦佩不已，受益良多。

收获一波自我成就的提升之“暖”。做好编辑工作，一个最大的收获，便是可以让自己在某一领域的专业水准获得快速提升，这不失为一种学习的“捷径”。我的不少同行，有学新闻、哲学的，还有学通信、测绘出身的，但从事军事出版工作多年之后，他们不少人都成为了军事历史、军事装备知识的行家里手。百集《星火燎原》系列连环画以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星火燎原全集》为基础，生动反映我军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大战役、经典战斗和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但仔细阅读《星火燎原》便可发现，作为一部征文的汇编，它的内容分布并不均衡，有些历史事件写的人比较多，有些则少有提及。《星火燎原》连环画中的100个故事不仅要涵盖我军的三个主要历史阶段，还要兼顾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各个革命根据地、各支抗日武装力量等方方面面；同时，同一事件不同人的回忆也时有出入，必须捋出一条完整的线索，才能保证编出一个权威的脚本。所以，将《星火燎原》改编成连环画实际上是一次全新的创作，不仅要体现人民军队光辉历史的清晰脉络，更是考验编者对军史细节的把握和考证。结果，一个文字量不到一万字的脚本，反复推敲甚至推翻重写的事情经常发生，编辑审读的文字量更是成倍增长。像反映古田会议的《定纲古田》是三易其稿，反映湘鄂西革命斗争的《再起湘鄂西》则是七易其稿。同时，在细节上也要通过各方资料相互印证才能最终确定。像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中被活捉的敌18师师长张辉瓒是不是还有个大家普遍认为的“前线总指挥”的职务？罗炳辉的红9军团在长征途中智取的究竟是长岩还是瓢儿井？陈毅写《梅岭三章》的时间与斋坑事件是同一时段发生的吗？等等。都需要我从说法不一的庞杂史料中理出正确的头绪。日积月累的结果，是在与军史专家进行交流时，他们很是讶异于我对这部分历史的熟稔。从原来军史知识的“小白”，到现在能与军史专家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或许与那些“一灯如豆”的无数个加班的夜晚不无关系吧？人生就像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候回馈你。

十多年紧张忙碌的编辑工作让人时有心力交瘁之感，还落下了不少“职业病”。像对日常生活中碰到的文字和图片，会不由自主地用审视的目光检视一番，还有错必改，也不管是在什么文案什么材质上。作为女性编辑，这种强迫症和完美主义者的表现有时更明显。坐在编辑这张“冷”板凳上越久，收获的温暖却也越多，这源于我对出版事业的热爱，对编辑工作的热爱。选择做一个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军队出版人，我无怨无悔。

（作者系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