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深入挖掘

2020年早春，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主战场，有一群特殊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记录惊心动魄的现场，挖掘感天动地的故事，留下深沉的思考……他们的勇敢与敬业，就像当年战场上的战地记者。正因如此，他们的报道在史无前例的抗疫斗争中，起到了“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作用。

采访和思考的深度决定了报道的深度，也是让报道“巍然站立”的最重要因素。

生动，传神，感人，这是中国新闻奖评审委员会对于《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文的评价。这篇人物通讯之所以能够从大量的王顺友事迹报道中超拔出来，在于作者挖掘到了这位大山深处的邮递员身上独特的本质特征。而在这其中，深入采访无疑是成功的关键。作者张严平回忆：“当我随王顺友踏上那条跨于莽莽高原、原始森林、悬崖峭壁间的深山邮路后，几度落泪。我第一次知道，在这个远离灯红酒绿现代繁华的大山里，还有人以天天走钢丝般极为危险艰辛的方式活着，为了几张报纸几封信，不，为了一种他心中的‘这座大山少不得我’的信念活着。在海拔4000米的察尔瓦梁子宿营时，我在高山的帐篷里哭了一夜，外面有雪花在落，有马的嘶鸣，远处听得到狼的嚎叫。第二天走出帐篷，满山霞光照耀着如火如荼的索玛花，正在给马饮水的王顺友，在霞光中如一幅金色的雕像。《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是我内心对今天我们几乎遗忘了的一种爱，一种坚守、诺言、信念，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强大精神力量深深地赞美与致敬。”

“这座大山少不得我”，朴实的一句话，就是王顺友历经生死终不悔的坚定信念，也是他的事迹和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张严平敏锐捕捉并生动地展示了出来，也就使报道“巍然站立”了起来。

好新闻都是这样“走”出来的。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在基层心中才有群众，沉下去才能体察社情民意、感知时代风云，才能直面现实发现矛盾，从而才能让报道“上连党心、下接民心”。

著名记者樊云芳在论述深度报道时认为，它摒弃“非黑即白、非正即反”的“两极”观，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它避免“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强调事物的相关性；它不一味追求“终极性”结论，强调事物连续不断的变化和发展。深度报道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更加注重这样“五个W”：立足此时，追溯既往；立足此事，关注细节；立足现场，纵横兼顾； 立足事实，涉及相关；立足直接，预测未来。这意味着，深入挖掘既包含了深入采访，也包含了深入思考，还包含了思想认识的升华。

围绕中心才能找准坐标，着眼大局才能有所作为。一位优秀的深度报道记者总是能够俯仰天地之无际，能够准确把握和服务大局，能够在大局下思考与谋划。长篇通讯《明天，太阳照常升起》被公认为汶川抗震报道的代表作，就是因为较好地贯彻了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以小人物展示大情怀的报道理念，“用一滴水反映了太阳光辉”。它既包含了作者对民众问题的深入思考，也是记者在地震灾区艰苦采访的结果。另一篇获得中国新闻奖的名篇《金牌不是名牌》的作者在采写体会中谈到，这篇纵论式的反思性报道“并非突发奇想之作，而是长期研究全国经济问题的产物。它之所以能够在经济领域产生影响，缘自于在深入采访、细致调查的基础上反复研究，直到把报道主题彻底破开”。

记者的敏锐，等于“发现力”+“穿透力”。记者的思想高度，决定了报道的深度和力度。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各大媒体着眼坚定“四个自信”、画好最大同心圆、凝聚最大公约数，精心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道多是以评论和述评体裁、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出现的，还缺少一些像《人民日报》当年的《有胆略的决定—武汉三镇大门是怎样敞开的》《经济日报》的《醒来，铜陵》那样一些来自改革一线的深度通讯。一方面，这反映出主流媒体思想理论水平在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线记者挖掘新闻、纪录时代、揭示历史演进的能力亟待提升。

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能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直面问题，进而研究和回答问题，同样也是衡量一篇报道是否有深度、有力度的重要标志。2005年10月，“神舟六号”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进入了真正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试验新阶段”。如果仅仅把报道停留在欢呼胜利的层面，自然不足以客观反映中国航天人的精神风貌和强烈的危机意识。新华社记者从时间、技术、效用三个维度，将中国航天与世界先进水平进行客观对比，写出了一篇出色的报道《中国航天人的差距观》。时任中国载人航天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说，这篇报道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原因在于“在一片鲜花和欢呼声中，让人冷静了下来”。2015年，当时的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以朱日和演兵场为调研基地，将电视记者嵌入“红蓝”两军，通过对抗演习中暴露的问题，与参演官兵共同探讨“实战化离我们到底有多远”这一重大主题，形成的23篇连续性、整体性的深度报道，成为参演部队“战斗力标准大讨论”的生动教材。新华社总编辑何平认为，记者要有“显微镜”本领，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有“广角镜”本领，善于从个别中发现一般，从典型中揭示普遍；要有“放大镜”本领，善于见微知著，以小见大；要有“望远镜”本领，能够在孤立的、意外的事件中发现带有规律性、普遍性的问题。发现问题的过程其实就是发现新闻的过程，如同观察海上之冰山，既要看到浮在水面上的小部分，更要看到深藏在水下的大部分。它凸显了记者的“脚力”“眼力”乃至“脑力”，不深入采访、深入思考显然是做不到的。

这些年，网络的便利使得一些年轻记者忽视了采访的重要性，甚至靠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写稿子。就在这次抗疫报道中，也有个别记者道听途说、大意马虎，还有个别记者以有限的知识自以为是、随意解读。这样的记者是写不出深度报道的，因为他既不想动脚又不想动脑，没有属于个人的发现，更没有建立在发现基础上的思考与联想。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带来传播主体的大幅增加和“信息海洋”边界的极大扩展。大量自媒体和自媒体人的介入，使得新闻发布已不再是记者的专利，也使得深度报道的采写者失去了以往的从容。既“深”又“快”，倚马可待，成为新的传播环境下深度报道应当遵循的前提。需要强调的是，深度报道更要注重“时”“效”“度”的辩证统一，切忌因“蹭热点”而忽略效果，因“博眼球”而放弃效果，更不能为片面追求点击而“失向”，为刻意迎合受众而“失 态”。

到新闻源头发现和追寻新闻应当成为记者最基本的采访方式。有志于深度报道的军事记者，工作状态简单而又干脆：时刻准备出发，时刻迎接挑战，时刻投入战斗！

（三）有效展示

网络、移动和社交媒体的异军突起，彻底改变了报纸、广播、电视三分天下的传播格局。随之而来的是：信息发布主体，由主流媒体的“唯一”变为“之一”；信息传播方式，由“垂直式”变为“水平式”；信息猎取习惯，由读报、视听变为上网、触屏。

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不仅使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广大受众尤其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原住民”的第一信息源，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主流媒体的“舆论主场”成了众多跨界者涌入的“舆论广场”，“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传播新时代已经到来。

2019年1月25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把“课堂”从中南海搬到了人民日报社媒体融合发展第一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

如今的人民日报社，已由一份报纸转变为拥有报、刊、网、端、微、屏等10多种载体的“全媒矩阵”，正在以技术驱动为重点，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加快“两翼齐飞”。同样作为“中国新闻传播旗舰”的新华社，通过做强“高端”、升级“云端”、用好“终端”，选准媒体融合着力点，覆盖面和影响力稳居世界主流媒体第一方阵前列。

技术改变传媒。能否把最新的技术手段和传播形式为己所用，能否实现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优势互补，不仅是主流媒体巩固主流地位的关键，也是深度报道能否在新的传播环境中再度崛起的关键。

一是创新形式。全媒体环境下的深度报道，显然不是把过去报纸上的长篇报道搬到网络上，而是着眼分众化、差异化传播特点，适应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趋势，加速从单一、单维、单向，向全媒、多维、互动转变，实现同一报道主题、同一新闻主体的“一次采集、N次加工、多元化生成与多终端适配”。既“可读可听可看”，又“可互动可分享可体验”；既满足大报的“高大上”要求，又适于屏媒的“小微活”展示；既能有力“镇版”，又可有效“刷屏”。在把内容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方面，中央主要媒体已经有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新华社推出的《领航》 《红色气质》 《父亲·我们·时代》等现象级融合产品，既有思想又有温度，实现了重大主题报道的“微传播”，达到了“霸屏”之效。人民日报社推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军装照H5互动产品，以裂变式的传播创造了11亿的“爆款”新纪录。

实践证明，在互联互通、无远弗届的移动互联时代，深度报道不仅可以适应全媒体业态，能够实现碎片化、多元化传播，同时，屏阅读、浅阅读也需要深度报道。这取决于深度报道能否满足碎片化的传播要求和阅读方式。在抗疫报道中，中央主要媒体新闻客户端和一些机构用户的微博账号及微信公众号就展示了众多的主题深刻、题材重大的深度报道。这标志着，在报道重大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传播主渠道已经由传统媒体平台转移到了新媒体平台。

有品质才有权威，吸引人才能启迪人。深度报道的品质，取决于立意高远、观点独到、素材翔实，取决于在揭示事物本质上入木三分、在预测发展趋势上高人一筹，说到底是取决思想的力量和事实的力量，而非篇幅和时长。早在前几年，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大众传媒的勃兴加速新闻界步入“后名记者时代”，深入挖掘、精心写作，开始让位于海量信息的不同排列组合。其实，无论艺术界金钱堆积的所谓“大制作”，还是新闻界动辄上百个版的所谓“大策划”，走的都是这样的“套路”。在实现了短暂视觉或听觉冲击之后，这样的“巨制”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以令人思考的空间。同样需要警惕的是，伴随着自媒体的普及，出现了一种打着“二次创作”旗号东抄西拼的“洗稿人”，尽管有时也能获得高点击率，但这种行为还是令人所不齿的。

二是找准方位。习主席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指出：“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哪里。”深度报道是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重要体现，既然网络空间已经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意识形态的主战场，那么，深度报道也只有挺进主阵地、占领主战场，才能更好地发挥“舆论压舱石、社会黏合剂、价值风向标”作用。

一方面，面对网上热点要迅速跟进，找准人们思想认识共同点、情感交流共鸣点、利益关系交汇点、化解矛盾切入点，用深度报道解疑释惑、析事明理、疏导情绪，掌握舆论主动权和主导权。另一方面，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社会生活焦点话题、人民群众所思所盼主动设置议题，用深度报道有效引导舆论，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凝聚在一起。

尽管深度报道也强调“首发”，但深度报道的成功通常并不是仅靠“人无我有”，而是靠“人有我准”“人有我深”，突出表现在：政治上有高度以体现导向性，表达上有锐度以体现针对性，思想上有深度以体现启发性。2020年4月8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部署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工作。《人民日报》连续推出4篇评论，用“四个必须”阐明扩大内需的基本路径，深度解读中央政策，及时回应了社会关切。这说明，在新的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更应该从拼海量向拼质量转变，从聚流量向聚人心跨越，靠议题设置之精准、传播对象之精确、方法运用之精当来取胜，这也就是舆论引导的科学性。

三是善讲故事。新闻报道说到底是大众化产品，力求让受众看明白，是最基本的要求。美国著名记者威廉·E·布隆代尔指出：“记者都承担着一种责任，一种常常被我们忽略了的责任，这就是我们既是事实的提供者，更是故事的讲述者。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这两件事，就没有人理睬我们的作品。”将宏大叙事同个体体验相结合，将讲道理与讲故事相结合，是提升深度报道传播力的普遍规律。前文提到的《明天，太阳照常升起》尽管主题重大，但在写作上也只是用5个人物的故事浓缩了伟大的抗震精神，寓理于事，以小故事展现了大时代。列宁认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新闻报道同样也是为人民的。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就必须说群众想说的话、讲群众能懂的理，而善讲故事，无疑就是深度报道群众性的重要体现。

自司马迁始，我国古代的历史记录就以故事见长。作为“历史底稿”的新闻记录，更应该“讲好故事”。但对于这一点，有的媒体并没有形成足够重视，表现在深度报道中，比如，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相对缺少来自最基层的接地气的真实故事，相对缺少解疑释惑的科学分析，也缺少在众声喧哗、信息芜杂的舆论生态中一锤定音的“扛鼎之作”。

新时代的精彩故事需要精彩表达。蓬勃发展的信息化正在迅速而残酷地更改和抹杀工业化时代所构建的各种报道标准和规范，用个性化的创造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正在成为这个时代别无选择的选择，也是让正能量传播更强劲、主旋律传播更高昂的必由之路。

一切都在变化，唯有变化不变。培根说：“显而易见，一切事物都是在变化着的。物质是不灭的，它们总是绝对地保持着原有的恒量。”当今时代，媒体界限此消彼融，时空覆盖之全，受众涵盖之广，生产主体之多样，传播渠道之多元，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媒体图景都更加复杂。但是，不论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如何变化，优质内容依然是“硬通货”，主流声音永远是“刚性需求”。只要在原创性上用心用力，在权威性上用心用力，在深刻性上用心用力，在理解媒介和理解受众上用心用力，顺势而为，守正创新，深度报道的又一个春天不仅可期，也定然能够到来。

（上）刊于2020年第5期。

（作者单位：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

责任编辑：姜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