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舆论引导主体面临新的困境和挑战。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和实践的建设性新闻，为舆论引导工作突破瓶颈、守正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建设性新闻理念调适引导关系、强化形象修复、改进正面宣传、优化舆论监督，可望进一步提升舆论引导工作质量效益。

关 键 词：全媒体时代；建设性新闻；舆论引导

近年来，缘起于国际新闻界的“建设性新闻（ Constructive Journalism）”理念广受关注。目前中外学界普遍将建设性新闻视为对公民新闻、和平新闻、积极新闻与对策新闻的继承发扬，视为对长期以来西方新闻界盛行的“负面”“冲突”理念的一次系统性纠偏。尽管各方对建设性新闻还存在不同评价，但它“解决特定问题、强调公民赋权、维持新闻的核心功能、积极情绪、记者干预和以未来为导向”的核心理念[1]，无疑对新闻传播的业态变革、价值趋向具有深远影响。

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新闻价值观为基本新闻价值理念，但并不排斥对新兴新闻理念和实践的镜鉴吸收。2019年1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的成功举办，就是我国建设性新闻理论研究的标志性进展。作为一种以积极叙事为主要特征的理念和框架，建设性新闻与我国以追求正面积极舆论环境为目标的舆论引导工作高度契合。在纷繁芜杂的网络传播环境下，发挥建设性新闻在舆论引导中的正向价值具有现实意义。

一、建设性新闻与舆论引导工作的高度契合

（一）建设性是对新闻传播方向功能的强化

新闻传播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产生的特殊社会现象，它能够满足人类在环境预警感知、意见沟通交流、知识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因而具有与生俱来的建设性。尽管随着政治斗争、商业竞争的激化以及人们精神信息需求的多元化，新闻传播活动也体现出矛盾、对立、撕裂等非建设性因素，但这并不影响其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总体建设性。从这个意义来说，当前所谓“建设性新闻”只是对新闻传播正向功能的回归和强化。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新闻传播的建设性具有更为特殊的意涵。我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党群关系、政党关系具有合作性、非对抗性的显著特性。与此对应，我国的新闻舆论工作必然要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深入反映群众呼声，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凝聚强大舆论力量、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建设性是新闻传播领域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生动体现。

（二）新闻传播的建设性深刻影响网络舆论引导工作

舆论是新闻传播的直接产物，舆论引导也受新闻传播活动的深刻影响。新闻传播的建设性与舆论引导工作的内在联系，在纷繁芜杂的网络传播环境下尤为凸显。当前网络舆论引导工作面临的诸多挑战，新闻传播活动建设性的弱化是其根源之一。

一方面，网络技术革命解构严谨的新闻传播活动，从而弱化舆论引导力量。网络传播背景下，官方和主流媒体对新闻信息的采集、制作、传播权力被分解，新闻传播的“弱把关”“去中心”“碎片化”特征愈发凸显。尤其是近年来，新兴媒体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权重越来越大，但其新闻生产质量却难以完全保证，如：有的题材报道浅尝辄止、文本叙事粗制滥造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在引导社会舆论、整合公众意见、凝聚各方共识等方面常常显得力有未逮。

另一方面，网络传播环境衍生大量非建设性新闻传播行为，增大了舆论引导难度。在商业竞争、流量变现的压力下，有的媒体以博取眼球和注意力为能事，甚至恶意刺激民粹舆论，贩卖群体焦虑，廉价收割网民感情和流量；低级红、高级黑在网络新媒体的“围观”下放大传播，成为网络舆论场的笑料和谈资；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不良企图的舆论操纵有愈演愈烈之势。与此同时，作为新闻产品消费者的网民受众也时常以虚拟身份发表非理性言论，宣泄观点和情绪，使舆论场戾气加重，撕裂加剧。凡此种种，均在事实上解构着新闻传播的建设性，并使舆论引导工作面临全新挑战。

二、建设性新闻理念对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思路启发

新闻传播的建设性与建设性新闻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目标指向，后者是前者的实践载体。全媒体时代，方兴未艾的建设性新闻理念不仅是规复新闻传播建设性的“及时雨”，同时也为舆论引导工作创新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思路借鉴。

（一）注重从社会治理视角定位舆论引导的基本职能

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实质，是对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再定位、再聚焦，它打破了媒体和记者的传统职业角色设定，如：西方语境表述中的记者是“看门狗”“扒粪者”等，赋予其“解困者”“推动者”“实施者”等更为积极的社会角色定位。具体来说，建设性新闻理念将媒体直接视为现代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提倡新闻媒体直接参与到社会议题解决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从而为社会文明进步作出更直接贡献。

与新闻传播活动相比，舆论引导是一项内涵更广、维度更大、责任更重的社会工程。舆论导向正确，舆论走向正面积极，有利于人们形成共识、同心同德，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有利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舆论是成为“推进器”“晴雨表”“黏合剂”“风向标”，还是成为“迷魂汤”“分离器”“软刀子”“催化剂”，首先取决于舆论引导主体能否从“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高度清晰定位自身角色职能。因此，建设性新闻理念对舆论引导工作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将线性单维的“引导思维”升级为立体多维的“治理思维”，确立涵盖舆论信息管理、新闻行业建设、群众素养培塑等丰富维度的舆论治理理念，将舆论治理能力建设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使其与社会共振，与时代共进。

（二）注重从社会心理视角制定舆论引导的方法策略

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都以社会大众为对象，作用于人的心理和认知，其能否达成预期目标、发挥社会价值，关键在于能否敏锐把握社会心理，尊重和运用心理规律。经过长期实践，中西方新闻界都已清醒意识到，贩卖负面题材和消极情绪既非新闻传播良策，也非社会大众福音，要坚决反对简单消费灾难和丑闻的倾向，运用积极心理学开展新闻报道，调动社会正念和积极情绪，增进社会和谐与健康发展。事实上，“在保留新闻核心功能的同时，应用积极心理学技巧进行报道”[2]，恰恰是建设性新闻的底层逻辑。

建设性新闻对“积极心理”的把握和运用，对舆论引导工作具有直接参考价值。尤其是全媒体时代，舆论多表现为网民的情绪表达和心理宣泄，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对网民的情绪把脉和心理调适。当前，网民的心理出现许多新变化，比如焦虑心理“裂变”传染、仇官仇富心态叠加、民粹情绪加剧“集体无意识”“群体极化”固化认知偏见，等等。舆论引导工作要善于从社会心理层面而不仅仅是信息传播层面分析矛盾问题、制定方法策略。尤其要重视运用网络调研、大数据分析等手段，敏锐捕捉社会情绪和心理变化的信号轨迹，在舆情研判预警、信息精准释放、情绪管理疏导等方面下好先手棋，掌握好时度效。

（三）注重从社会动员视角促成舆论引导的行为转变

新闻传播具有天然的社会动员功能，而且其动员效能随着网络传播技术手段的进步不断强化。以2020年初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新闻传播为例，一条社会新闻可以在数小时之内引发全民抢购风潮，一则政府公告可以在数天之内让全国十多亿群众戴上口罩。而在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看来，新闻传播在社会动员方面不仅要体现其先天的效率优势，而且还要有更多的主动设计和积极作为，比如：在采访过程中注重询问“现在或下一步我们做什么”；采取激励人们行动起来和展望未来的积极叙事，减少悲观消极和责任逃避；尽可能提供便于受众采取建设性行动的背景信息和操作链接；等等。

从本质上看，舆论引导是一种比新闻传播更具挑战性的社会动员，它必须针对信息失真、认知偏差等现实问题和潜在风险开展更为有效的传播与劝服。尤其是在网络信息环境下，从观点、情绪到实质行动的传导链条不断缩短，以具体行动表达意见的行为舆论也更趋显性，因此舆论引导的实质目标不是“引导舆论”，而是在最短时间内促成或扭转行动。对各级各类舆论引导主体而言，必须更加注重信息与行动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媒体与职能部门结合，在建设性行动组织策划引导、非理性群体行为干预阻断等层面有更大作为。

三、建设性新闻网络舆论引导价值的实现路径

理念牵引实践，并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价值。以积极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建设性新闻理念，为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而在“积极性”“建设性”原则下调适引导关系、强化形象修复、改进正面宣传、优化舆论监督，则是当前舆论引导工作突破瓶颈、守正创新的重要着力点。

（一）调适引导关系，突出受众赋权

引导与被引导，是舆论引导中的基本关系。一般认为，官方和主流媒体是引导者，而以网民为代表的社会大众则是被引导对象。这样的逻辑框架虽然简洁明了但暗含二元对立，也不完全符合网络传播时代受传关系嬗变的事实。在近年来的舆论引导实践中，无论是引导者的高高在上还是群众的“对抗性解码”都提示我们，“我说你听”可能变为“你说啥我都不听”，必须秉持“坦诚、包容、平等、互动”的建设性理念，强化“受众赋权”，重构积极良性的引导与被引导关系。

一方面，要正视网络传播时代众声喧哗的新常态，对舆论场中的不满意见和情绪化表达，要以最大的同理心与群众共情，善于在换位思考基础上开展坦诚沟通交流，切忌将群众推向对立面。另一方面，要相信群众觉悟和群众智慧，通过建设性新闻报道搭建互动平台，激发网民群众配合、支持、参与舆论引导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舆论引导才能事半功倍，而且网民的每一次点赞、转发评论或主动发声，都可能成为舆论引导的巧妙助攻。

（二）完善危机应对，强化形象修复

近年来，各类舆情风险高发频发，而每次负面舆情的引导处置都是一次特殊的危机应对。问题在于，一些负面舆情的引导工作满足于熬过舆情峰值、“摆平”事态，忽视深层次的形象修复工作，长此以往，势必导致点滴负面形象积存于群众头脑中固化为长期记忆。当前舆论场对政府、军队和部分特定职业群体的一些刻板印象、负面观感，与此前一些看似完整实则存在不足的舆论引导作业密切相关。对此，舆情危机应对主体要体现出足够的责任心和大局意识，主动拉长舆论引导时间轴，在舆情“长尾期”开展形象修复工作。

关于危机事件形象修复的策略，美国学者班尼特提出了著名的“五步法”，其中强调通过“超脱”（改变报道事件的视角从而改变公众态度）、“补偿”（对危机受害者进行必要和及时的补偿）等操作技巧，最大程度减轻消除不良影响，恢复公众的信任和积极看法，这又与建设性新闻的积极叙事导向和方案导向、行动导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以近年来多次出现的“军机训练导致航班延误”负面舆情引导为例，有关部门和单位除了对不实信息进行直接批驳回应，还通过多种渠道绵密释放空军战备训练成效、航空管制必要性、军地联手优化航空管制方案等延展信息，在遏控负面舆情的同时，最大程度减轻了军队形象受到的现实和潜在损害。

（三）改进正面宣传，确保正向效果

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是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中西方在建设性新闻理念上的潜在契合点。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建设性新闻不等于正面宣传，一些呆板陈旧的正面宣传也难以产生建设性效果。近年来类似于“新婚之夜抄党章”“某干警28天连续加班，没换过衣服没洗过头”的各种低级红、高级黑警示我们，正面宣传必须契合基本新闻传播规律，防止因简单粗暴和庸俗化造成“塔西佗陷阱”，给舆论引导工作增加意想不到的阻力和困难。

用建设性新闻理念促进正面宣传，关键是将“导向正确”和“技术正确”有机统一起来。其中，在素材选取上既要做到货真价实又要注重“真实感”，贴近群众的信息接受习惯，防止矫揉造作或以极端情景牵强附会宏大主题；在叙述表达上不仅积极传递正面情绪和观点，而且要像建设性新闻一样注重事实数据和背景信息的提供，使群众对宣传主题有更立体全面认知；在文本推送上要对受众群体作细化研究和区分，避免在“正面即正义”心态下居高临下大水漫灌，造成审美疲劳或逆反心理。

（四）优化舆论监督，提升群众公信

媒体的引导力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公信力，必要的舆论监督则是提升媒体公信力的关键所在。只有群众认为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尽到了揭露黑暗丑恶、督促改进问题的责任，发挥了“环境监测预警”的基本功能，才能获得内在安全感，从而对媒体产生信任感。换言之，媒体的舆论监督犹如其公信力的日常储蓄，积极有效的舆论监督，是舆论引导的力量源泉。

因此，在发挥建设性新闻舆论引导价值的过程中，尤其要防止将“建设性”简单理解为回避矛盾问题。建设性新闻不是“好事新闻( good news)”，更不是报喜不报忧，它只是强调以建设性态度报道新闻题材。作为舆论引导的主力军，主流媒体尤其要在法律法规框架下积极关注国计民生重要议题，主动献计献策，并搭建各方沟通的桥梁和平台，形成“建设性舆论监督-公信力涵养-引导力提升”的良性循环，不断增强新闻舆论工作实效。

注 释：

[1] 徐敬宏,郭婧玉,游鑫洋,胡世明.建设性新闻:概念界定、主要特征与价值启示[J].国际新闻界,2019,41(08):135-153.

[2] K. Mclntyre.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15, p. 8.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