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庆祝新中国70华诞这一神圣节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决定编选一部新中国主题诗歌选集，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并委托我承担具体编选工作。我深感荣幸，也感觉到任务的艰巨。按照规定和构想，这部诗歌选本，意在收集出版从不同角度和方面来歌唱、吟诵新中国的诗歌作品，展现诗歌与祖国同行的壮美历程，向伟大祖国献礼！

在七十年的时间长河里，歌唱新中国的诗歌可谓汗牛充栋，难以计数。那么，从哪里入手编选才能让这部诗集更具有合理价值呢？采取什么样的结构来呈现才能见出编者的匠心和创意？这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我受领任务之后，先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边查资料边构思这部诗选的体例，最终确定了该选本的框架结构。

以前，我们常说过的一个比喻是：新中国是一个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个巨人，有他的发生、发展的过程。而它的孕育、诞生、建设成长、改革开放、伟大复兴……，每一步都在诗歌里留下了清晰而生动的印迹。这便为此项目标工程—为新中国编织诗歌的花环，提供了具有较大选择空间的现实可行性。在这项工作中，我再次强烈地感受到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这在新中国以往各个时段表现得非常突出。一批一批、一代一代的诗人与新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新中国孕育和培养了属于自己的诗人群，而诗人们也为自己国家的日新月异、繁荣富强而放声歌唱。诗人爱祖国，就像爱自己的母亲，热烈、庄重，发自内心。反观当下现实状况，虽有一种“今非昔比”之感，但对诗歌的独特作用，我们仍不可忽视和低估。

诗歌里的新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呢？

新中国主题诗歌，是与新中国的孕育、诞生、发展相联系的，它们之间有一种同步关系。新中国主题诗歌可以说是新中国发生发展历程的记录和见证。在内容结构上，我尝试将这部主题诗集给分为六个部分，也可以称之为六部曲、六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孕育：赤潮曲”；第二乐章为“诞生：时间开始了”；第三乐章是“成长：向困难进军”；第四乐章为“开放：报春鸟衔来了火焰花”；第五乐章是“抒情：我和我的祖国”；第六乐章为“圆梦：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做既贯穿了全程，又落脚到了当下。按照这样的结构划分，不难看出编者的意图。在此，我愿向读者做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入选作品的时间实际上突破了七十年的时间框定。因为我们是从新中国的“孕育”算起的，是从20世纪初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大地的蓬勃兴起算起的，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斗争历程算起的。这涉及新中国的来历、性质，是不可不考虑的。可见，把反映新中国主题的诗歌作品从“孕育”算起，是符合实际的，是一种合理的而又必要的延伸。而这一阶段的诗歌，也自有其特殊的不可替代的文献意义、教育作用和审美价值。第一乐章的诗歌作品主要由三类构成：一是革命领袖、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当年的诗作。如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一系列诗词，瞿秋白的《赤潮曲》等。二是革命烈士的诗。如殷夫的《别了，哥哥》，叶挺的《囚歌》，白深富的《花》等。三是进步文人的诗作。如艾青的《他起来了》，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义勇军》，苏金伞的《地层下》，蔡其矫的《兵车在急雨中前进》等等。

第二，几个乐章的排列，大致遵循了时间发展的先后顺序。但也有需要说明的地方。第四乐章选取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作品。按说改革开放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在第四部分，我们侧重选取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前期的作品—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诗歌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产生了众多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名篇佳作。改革开放后期以至于当下作品被置于本书最后一部分即第六乐章来做呈现。第六乐章“圆梦：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在反映当下中国的面貌和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而在第四乐章和第六乐章之间，特意安排和穿插了一个第五乐章—“抒情：我和我的祖国”。这个第五乐章，是贯穿新中国诞生和发展全过程的一个部分，因此类作品较多，故在此专门列出一辑，作为强化。

第三，关于几个乐章名称的由来。第六乐章的名称取自毛泽东的词句，其余均来自各乐章里入选的一首诗的篇名。如第一乐章是用了瞿秋白的诗《赤潮曲》来做概括，第四乐章是用梁南的诗《报春鸟衔来了火焰花》来做概括，等等。这几首用作小辑名称的篇名，也确实自然天成，可遇而不可求。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均喊出了各自时代的最强音，具有极强的在场感和极大的概括力。

以上编选思路和全书框架结构确定后，可以说此书编选工程就成功了一半。后面属于资料查找和作品落实环节，主要是工作量和时间分配的问题了。

作品筛选和诗集编辑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首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因为是一条70年甚至更久远的时间之河，其厚重的历史感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尽管，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我们汇集当下诗人歌唱新中国的作品也未尝不可（实际上许多单位和报刊的征文已经在这样做了），但毕竟历史感缺乏，也少了时间的积淀。而以70年甚至更长时间积淀而来的一束束诗歌之花，编织成继往开来的敬献的花环，便具有审视历史、致敬经典的味道，也是献给新中国70年华诞的更有分量的礼物。但回望历史，也必须落脚到现实。历史的声音要能依然穿透岁月的长空，历史的光芒要能依然照耀现实的大地。今人的行为，是向前辈诗人表示敬意；而同时，作为历史遗产，前辈诗人的作品也是对今人的激励和抚慰。谁敢说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等作品只具有历史意义呢？它们不是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警示和激励作用吗？同时，其雄壮慷慨的美学品格也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效应。

其次，文献与文本兼顾的原则。面对图书馆里几十年前一摞摞报刊，一部部诗集，一方面，我们对前辈诗人表示应有的仰望和足够的敬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行使裁决的权利。我们要求文献价值与文本价值尽可能的统一。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名人名篇，如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国旗》、冯至的《韩波砍柴》、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桂林山水歌》、张永枚的《骑马挂枪走天下》、雁翼的《在云彩上面》、乔羽的《我的祖国》、李瑛的《我重新认识了祖国》、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罗德里格斯的《中国人民的手》等等，因其文本的超越价值而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发光，它们的入选自然在情理之中，也为读者所期待；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一些诗人的诗作虽有一定的记录历史的文献意义，但由于明显的历史局限或表达缺憾而黯淡乃至熄灭了审美之光，我们也只好放弃。

第三，约定俗成与新的发掘相结合的原则。在选取较多为大家所熟悉的诗歌名篇的同时，也希望能借此机会，拨开历史的风尘，发掘一些被时光掩埋了的诗歌珠贝。比如对大诗人郭沫若，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他《女神》时代的作品如《凤凰涅槃》《地球，我的母亲》等篇，而这些篇章并不适合选入第一乐章“赤潮曲”之中，而编者寻觅到的郭沫若另一首诗《战声》在主题内容上则显得比较合适，而且此诗在今天读来是耐得咀嚼的，可带给人陌生的美感。还是郭沫若，他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写下的《太阳要永远上升》，也是一首险被岁月风尘掩埋的诗，被编者在《人民画报》1950年10月号发现。可以说这是一首颇具代表性的欢呼新中国诞生的作品，而其笔法的浪漫气度也与诗人早期风格一脉相承遥相呼应。同样让编者感到惊喜的是，在该期《人民画报》上，还发现了井岩盾的以散文诗形式完成的《贺电》，这也是一篇别具一格“欢呼之作”。还有，“九叶诗人”杜运燮，他在解放前夕的作品过去一般更受人关注的是《滇缅公路》《闪电》等，而编者比较之下则认为《无名英雄》更好，也更具文本价值。同属“九叶诗人”的穆旦，他的《赞美》有着较高的知名度，而他反映新中国早期建设成就的《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则相对陌生。还有，七月派诗人绿原，没想到在他的晚年，在崭新的历史时期，居然写出了《送驻港部队一盆月季》这样亲切而耐读的作品。入选这部诗集、让人有发现之喜的作品，还有公刘的《炊烟》、梁南的《报春鸟衔来了火焰花》、叶延滨的《国际饭店下的一条小巷》、王汝梅的《今天的列车没有晚点》、匡满的《从边境回望祖国》、伊蕾的《我将放下一切前去》等，尽管有的诗歌还不敢说就是“珍珠”和“精品”，但它们的入选是恰当的，也使本书得到丰富并增加了亮点。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尽管编者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因资料及目力所限，加之时间匆促，还有诸多名篇佳作未能入选，遗珠之憾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诗人和读者朋友谅解并批评指正！

一束束诗歌的花环，见证了新中国70年不平凡的光辉历程，同时也带给人阅读和朗诵的美感，陪伴我们走向未来。

（作者系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