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谁是最可爱的人》鼓舞了几代人。作品形象化了时代精神，是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的新闻名篇。回望历史，展望未来，魏巍和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对我们今天做好军事新闻工作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抗美援朝；《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传播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70年前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唤起的民族自立自强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成了我们打败当时世界上头号超级大国的一个重要力量源泉。几十年里，每当“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歌声响起，英雄王成双手紧握爆破筒、冲着步话机向战友高呼“向我开炮！向我开炮！”的形象总会立刻浮现在我们脑海。和银幕上的王成一样成为经典的，还有一大批闪烁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思想火花的作品，如魏巍的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由于他的深情叙写，我们记住了松骨峰的殊死之战、马玉祥的火里救人、防空洞前的雪就炒面……也因为他的这一曲英雄赞歌，“最可爱的人”成为了特殊指代，拥有了特定内涵，直至今日。

穿过弥漫的硝烟与历史的尘埃，今天重读《谁是最可爱的人》，再次思索“新闻叙写”在传播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在培育战斗精神中的特殊功用，去总结一些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传播真理”，我们发现，答案并不难找。

一、“最可爱的人”是形象化了的时代精神

《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于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魏巍当时是月刊《解放军文艺》的副总编辑，通讯写成后他交给主编宋之的征求意见。后者读完激动地说：“马上送《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邓拓同志破例给了它头版社论的位置。

毛泽东主席阅后立即批示：“印发全军”。朱德总司令读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9月23日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作报告时曾对着话筒大声问：“在座的谁是魏巍同志，今天来了没有？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他对从座位上站起来的魏巍说：“我感谢你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在这之前，他念着报告：“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类典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

《谁是最可爱的人》反响巨大。在志愿军里，最严厉的批评，无过于“你称得起一个最可爱的人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最严厉的批评，也无过于“你对得起最可爱的人吗？”；“支援最可爱的人，学习最可爱的人……”成为全民口号和行动，给“最可爱的人”的慰问信件和慰问品，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它入选全国中学语文课本，在随后40多年里成为每一代中学生的必读文章，也成为每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同名作品集1951年出版后先后印刷22次，发行达数十万册，1957出版的俄译本的序言里写道：“魏巍的这些特写作品现在已经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在这些作品中，他真诚地赞美、歌颂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的每一篇特写，都浸透着难以遏制地相信普通人、相信人民的光明未来的信念。这些特写作品，现在仍未失去其魅力。”

这样的传播力可能是每一位新闻人都梦寐以求的职业高光。它何以具备？我们认为是，“最可爱的人”最能代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英勇形象，是形象化了的时代精神，契合了那个年代读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正像邓拓同志说的：“它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对志愿军战士最崇高的奖赏。”“崇高”属于审美范畴，最早系统地论述了“崇高”这一概念的古希腊修辞学家朗吉诺斯认为它是“伟大心灵的回声”。我国传统美学中的“崇高”多用“大”来表述，如孟子将个体人格分为善、信、美、大、圣、神六个等级，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他提出“浩然之气”，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认为一个人有了浩气长存的精神力量，面对外界一切巨大的诱惑、威胁，都能处变不惊，镇定自若，达到“不动心”的境界。这和近代崇高论的集成者、著名哲学家康德的一些思想有所重合。康德把崇高和道德联系起来，认为崇高在于主体内心的道德情感，他说：“崇高，不在于任何自然事物的上面，而只在于我们自己的心灵中。我们意识到自己既超过外在的自然，又超过内在。”在我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崇高往往体现为为国家安全、民族兴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而奋斗、而献身。当一个人为了这样的使命，战胜了理智、恐惧、欲望，他就超越了他作为普通人的平凡的一面，升华为英雄，具有了“浩然之气”，具有了“伟大心灵的回声”。在众多反映志愿军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中，《谁是最可爱的人》“一骑绝尘”，成为绝对的“现象级”传播，最打动人心、最难能可贵的，就是魏巍从心底里认同志愿军的崇高并且完美地传递表现了这种崇高。

二、深入到作战前线感受志愿军英雄的崇高与伟大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面对的最严峻考验，作战双方的武器装备差距悬殊。志愿军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品格和精神，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据有关统计，在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仅作战伤亡即达36.61万人，加上病故、病退或事故伤亡等非战斗减员，共伤亡67.36万余人。据史料记载，1951年5月，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前线战况。毛泽东问吴为什么这样瘦，他答：在突破三八线时，翻山越岭，旧伤复发，流血不止，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止住。毛主席握着吴瑞林的手，动情地说：“正是有了你们这样的将军和士兵，我们才能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正是这样的将军和士兵赢得了对手、美第八军军长范佛里特赞誉式的评价：“以个人而论，中国士兵是一个顽强的敌人。他们没有防弹背心，没有钢盔。他们只穿上军服，戴上军帽，踏着一双帆布鞋。他们携着步枪，腰上皮带配有二百粒子弹。他们携带数枚制造粗劣的手榴弹，粮食是用米和杂粮磨成粉状而成的，装在一条长管形布袋里，必要时可维持十几天。中国军队医疗设备简陋，万不能和我们的医疗队、前线救护站，以及完善的后方医院相比拟。但是，他们永远是向前作战，奋不顾身的，有时甚至渗透到我们防线后方，令我们束手无策。”

魏巍一共去了三次朝鲜战场，尤其是第一次，他震撼于人民志愿军官兵那些感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主动请求在完成战俘营美军战俘情况调查任务后继续滞留进行为期3个月的战地采访。他深入到作战前线，感受志愿军英雄舍生忘死的崇高与伟大。他说：“我看到他们在朝鲜战争中，虽然面临的任务是这样艰巨，作战环境是这样艰苦，但我们战士的英勇，比起我过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看到的，还有着更高的发展。特别这种英勇的普遍性，更是空前的。”这使得他“有一种更加强烈的愿望来表现‘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一主题”。他说：“我能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的战士的气魄、英雄事迹是这样伟大，这样感人，而这一切把我完全感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题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情况下从心里跳出来的。”

由此我们应该再一次深刻认识到，《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成篇以及它之所以拥有打动人心的传播力量，是包含新闻生产在内的文学创作里的一条朴素真理的完美注脚：真情实感是文学创作的动力源泉，它的丰厚程度决定着创作欲望的强弱和创作活动的深浅，也相当比重地决定着作品传播效果的优劣。这是因为情感最易感通。所以孔子说“诗可以群”，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胡适说“情感者，文学之灵魂”，等等。

关于“情”在创作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古今中外论述繁多。《文心雕龙》里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清代学者章学诚誉其为“文心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的内容丰富的高水平的写作理论著作，认为它总结了一切文章的写作经验。鲁迅用“篇章既富，评骘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开源发流，为世模式”，盛赞它在世界及中国文学理论和写作理论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鲁迅不仅承继《文心》，并且发扬光大，发出名言“创作总根于爱”，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创作的真谛。

丁玲曾撰文回答过《谁是最可爱的人》好在哪里，她说：“就是他写了英雄人物的思想活动，写了有崇高思想、有崇高品质的人物的灵魂。他写他们，不是站在旁边，说几句人民真伟大呀等等的话，好像是在那里大声叫喊，其实在那种大惊小怪的后边，是空虚和冷淡，他写他们不是装腔作势，好像激昂慷慨，泪流满面，其实是作者在那里表现自己。魏巍是钻进了这些可尊敬的人们的灵魂里面，并且和自己的灵魂溶合在一块，以无穷的感动与爱，娓娓地道出这灵魂深处所包含的一切感觉。”魏巍能够钻进“最可爱的人”的灵魂里面，能以无穷的感动与爱去叙写他们，跟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年仅17岁的魏巍参加了八路军，此后一直跟随部队转战各地，他的笔触从未离开过他投身其中的军队的斗争生活，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战士，他对战士有着极深厚的感情。也正是凭着他对战士的深刻了解，他不仅写出了他们的英雄行为，更写出了他们的思想感情。他说：“如果没有写出英雄的灵魂，就是把活人写死了，把英雄的人写成了纸人纸马，再写出惊人事迹也觉得不太感动人。”他还说：“这么伟大的斗争和伟大的战士必须很快写出来呵，如果慢慢在那儿钻长的、刻细的，最后又弄不成怎么对得起战士呢！”

三、魏巍和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对我们今天做好军事新闻工作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如前所述，我们说真正的情感是创作有感染力有影响力的新闻作品的重要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又并非只要作者有情感作品就必然抵达受众内心从而具有传播力，浑身洋溢着情感也不能保证一个人所创作的新闻产品必为大众所爱。情感要被受众感受到，必须借事借物，必须将情感融会到一种完整的具体的意象里。丁玲评价《谁是最可爱的人》时说：“真正有思想，能起到教育作用的好作品，就必然有它的优美的表现手法和形式，这就是有‘艺术性’。”什么是“艺术性”？近现代以来我们使用的“艺术”（art）—词，朱光潜先生认为它的原义是“人为”，所以“艺术性”可以理解为“人为性”，即“创造性”。新闻产品当然含有“创造性”，只是它的创造不是无中生有，它必有所本，我们所报道的客观对象即它所本。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的报道对象必须通过作者的心灵，通过作者在自己心灵里的沉淀发酵、匠心运营，比如深入思索主题仔细斟选事实悉心安排结构巧妙运用语言，作品才可能具有“艺术性”，像列夫·托尔斯泰说的：“在自己心中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辞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

这个道理《文心雕龙》讲得透彻。《文心雕龙》有篇《熔裁》，刘勰自己解释说：“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具体而言，就是：“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意思是说，要写好文章，需走三步：首先是确定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再确定可以烘托出这种思想感情的具体事物，最后是找到恰当的文辞把这内在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也就是通过他倡导的“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来实现作品的情采相称，或者说华实相符。

《谁是最可爱的人》很能体现“三准”。魏巍说他对战士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觉得他们是最可爱的人，到朝鲜后，这种感情更加深厚，使得他有一种更加强烈的愿望要来表达“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一主题。当时他常常琢磨：我们的战士，为什么这么英勇？就硬是不怕死啊！这种高度的英雄气概是从何而来？他做深入细致的采访，认识到问题的最本质：作为个体的志愿军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拥有对伟大祖国真挚的爱，对朝鲜人民深刻的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的、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这是战士们英勇无畏的最基本的动力。魏巍说“我肯定了它。我一定要反映它。我毫不怀疑。一切其它枝节性的，片面性的，偶然性的东西，都不能改变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魏巍在朝鲜时曾经写过一篇通讯《自豪吧，祖国》，用了20多个他认为最生动的事例，但读过的人多不为所动，因为例子太多仿佛记账。后来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他几经推敲、删减，最后只用松骨峰战斗、火中抢救朝鲜儿童、防空洞前的谈话3件事情来表现志愿军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这个“裁”非常符合受众的接受心理。因为，“艺术的作用不在陈述而在暗示”，话不说尽，铺陈没有太满，意味才显得闳阔深远，受众才可以自由驰骋想象，举一反三，作品中的事例才发挥了它作为“代表”的功用，才能作为“一”去当作品外更为广阔的、真实生活中的那些“十”。魏巍自己后来也深有体会：用最能代表一般的典型例子，来说明本质的东西，给人的印象是清楚明白的，也会是突出的。作为当代著名的诗歌、散文作家，魏巍作品的个人风格鲜明，《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语言像一首“壮丽的诗”，与作品内容和谐地构成了一个整体。

黑格尔论述说“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意蕴”。回望历史，展望未来，魏巍和他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对我们今天做好军事新闻工作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