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戰爭文學的八股氣

來源︰解放軍文藝作者︰陸文虎責任編輯︰康哲
2018-09-10 13:36

史稱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而韓昌黎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就,最重要的,我以為就是其“惟陳言之務去”的理論主張和創作實踐。

從總體上來說,我認為我們的戰爭文學至今還處于某種固定的創作模式的禁錮、束縛之中。而戰爭文學的出路正在于︰惟八股之務去。這里所謂破除戰爭文學的八股,至少包括更新文學觀念、改造藝術手法和調整創作隊伍這樣一些內容。

我們的當代戰爭文學,一般流于兩種傾向。一種是以敘述戰役始末為己任,特別注意故事和情節,而不注重或不善于在作品的人物、語言、文體諸方面多下功夫,使之帶有作者本人的獨特風格,不少作品像那種加上了太多虛構成分的平庸回憶錄;另一種是雖然注意到了人物形象的刻畫,但卻是從意念出發而不是從生活出發來刻畫的,這樣得到的形象都是類型化、臉譜化了的,毫無新鮮、生動可言︰敵方將卒都是凶殘暴戾、色厲內荏,作戰則蠢笨有加,不堪一擊,我軍官兵都是無私無欲,只為爭取不到主攻任務、為不能流血犧牲而苦惱,打起仗來,更是大智大勇,無堅不摧。

由于缺乏相應的理論修養與藝術氣質,作家不可能把戰爭當做一種文化、一種藝術來表現;由于對戰爭本質的認識僅是停留在一般宣傳的意義上,作家對戰爭的表現,也就只能處在一個較為粗淺的層次上;由于沒有歷史家的識見,作家在寫昨天的戰爭時,只能從政治家已經總結出的觀念出發;由于僅以親身參與戰爭者的身份寫作,作家幾乎只能從單一的角度表現戰爭;由于醉心于表現某一次特定的戰斗,作家不可能寫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詩絕唱;由于缺乏對哲學、心理學、倫理學、民俗學的必要興趣,作家筆下的人物只可能是扁平、單調、乏味,今人生厭的。一言以蔽之︰由于作家在生活、思想、文化、技巧等方面的修養不夠,戰爭文學不可避免地陷入可悲,可憐和可笑的八股樣式中而不能自拔。

戰爭文學是文學。那麼,何謂“文學”?文學應當是專指用語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生活,表達學者思想感情的藝術。首先,它所用材料是語言。語言是思想的工具,也是文學的武器,它是介于事件同精神之間的媒介體。它既能表現意內之象,又能表達言外之意。文學的別名就是語言的藝術。其次,它的手段是塑造形象。作者通過其形式沖動和素材沖動的實現,塑造出生動的形象,從而給人以感性的喜悅和理性的滿足。而戰爭文學是反映戰爭生活的。戰爭據說是文學作品的三大“永恆主題”之一(另外兩個是“死亡”和“愛情”)。戰爭是人類瘋狂時的行為。同戰爭相比,日常生活難免黯然失色。但是戰爭卻總與和平相交織——在戰爭這幅壯闊的圖景中,人生的種種節目一樣不少地搬演著。戰爭與和平的反差,使得戰爭文學總能迸發出耀眼的光輝。再之,它必須是藝術作品。藝術作品能給人一種享受、一種滿足、一種陶冶。但藝術是不具備直接實用價值的精神產品。它不能使人免于凍餒。它既不能使國家興盛,也不能使民族衰亡。所以,對文學提出的一切非藝術的要求,除了危害文學之外,于國計民生是不起什麼作用的。

文學是人學,或者更確切些說,文學是人的感情學、人的心靈學、人的命運學、人的關系學……軍人不是機器和工具,好的戰爭文學必須是把軍人當做人來寫的。應當承認,戰爭文學中最感動人、最能引起廣泛共鳴、最富于生命力的,便是那些人道主義的內容。無產階級革命的終極目標是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也只有在這種解放中才能使自身得到徹底解放。共產主義者總是把自己同全人類聯系在一起的。我們的事業是人道主義的事業,前輩們在戰爭年代有實行革命人道主義的傳統。在最嚴酷的一瞬,或有最溫存的一舉。惟其如此,才顯得人道之為人道。

文學從根本上來說,不是一種技術,因此創作是不能傳授的。當年曹丕就曾說過“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話。盡管創作不能如做工、種田等技藝一樣,由一人直接傳授給另一人,還是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學會了創作。這種學習,當如王國維所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歷三種之境界。第一境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境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是“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這是說首先必須有一種創造的渴求,並置身于藝術氛圍之中,如陸機所謂“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由欣賞而認同,由心慕而手追,遂有習作問世,當然多非成功之作,如此者再三,忽有一日便會心血來潮,原本潛伏著的藝術感覺得以覺醒。這時,人對藝術覺得有會于心,似乎萌發出一種真正的知解力和創造力。一個作家,如果親身有過漸悟的歷煉,也有過頓悟的體驗,他就有希望成為大作家。由此可見那種不反求諸己而總指望別人來提高他的創作能力的想法,是多麼荒唐!

承認戰爭文學陷入八股是一回事。能否脫離這八股風氣則是另一回事了。“八股”也者,乃是對于公式化的蔑稱。我們所以身陷八股而不自覺,主要是我們僵化的思維定勢使然。我們習慣于將自己的思想、觀念和行為統一在一種固定的模式之中。八股是一種本本主義,它同現實生活是格格不入的。作家們原本是不願意寫八股文的,但習慣勢力如此,只有八股才能通得過,才不犯錯誤。于是,作家只得用八股的眼光看生活,漸漸地,他把生活看走了形,還自以為是剔掉了現象,抓住了本質。錢鐘書先生說過︰“一個藝術家總在某些社會條件下創作,也總在某種文藝風氣里創作”,“風氣是創作里的潛勢力,是作品的背景。”這是千真萬確的。因此,作為單個的作家,若非大手筆,他在八股風氣里是無能為力的。現在,八股之風亟待破除,不少人都在努力。但某些特別習慣于做八股文的作家是不可能一下子拋掉往日做派的,無論主觀上如何想革新,寫出來的東西還是八股氣十足。

戰爭八股的形成,不僅是觀念問題,更是實踐問題。創作中的模仿多、創造少,可能是一個重要原因。從事戰爭文學創作的作家,是因不同的歷史機緣走上創作道路的。有的本來文化水準較低、藝術修養較差,事實上也未必適合創作,但卻硬要創作,當然就不得不從模仿開始。對于初學者來說,模仿完全是可以理解的。遺憾的是,模仿成為積習,以致使本來或多或少還有一點的創造能力完全喪失殆盡,最後只能靠模仿過日子。過去,我們在創作指導方針上的許多“左”的清規戒律,使一些戰爭八股的根苗——喪失了主體性創造意識的作家,找到了八股溫床。那種大轟大嗡、蜂擁而上地制造平庸、雷同之作的風氣則是八股氣候。有根苗、有土壤、有合適的氣候,戰爭文學八股的生成,還不是自然而然的嗎?藝術是創造者的事業,而不是仿造者的事業。王羲之向有“書聖”之稱,其書有“神理”,一旦凝成為“法”,傳至七世孫智永則雖“精熟過人,惜無奇態矣。”模仿要命,最要命的是向同種,同類的模仿和自我模仿。這樣的模仿如同近親繁殖,惟一可能的結果就是種的退化。

八股的造成是不是亦同作家想象力的貧弱有關?回答似乎是肯定的。有人稱作家是白日夢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還是有道理的。現代心理生理學研究表明,任何人睡眠時都會做夢,只不過我們醒來後對大多數夢想不起或者記不住罷了。做夢和藝術創造確實有一些相通之處,例如聯想、變形、領會,神游、幻化等等。我們設想,如果一個作家在清醒的時候,就能夠“精騖八極,心游萬仞”,腦海中的形象如夢中一樣奇妙地自由馳騁,那麼,他一定會寫出奇麗繽紛的作品。

百花齊放是不產生八股的保證。可是,對“百花”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釋。一是一百朵花都是一個種,開起來充其量如杜甫詩所謂“可愛深紅映淺紅”;二是一百朵花有一百個種,開起來就如《牡丹亭》曲所謂“奼紫嫣紅開遍”。這口號本來提倡的是第二種百花齊放,而事實上我們多少年來培育的只是第一種。戰爭文學是一種帶有普遍性、永恆性的文學,在各世代、各國、各界、各階層都有讀者。嚴肅如荷馬史詩,通俗如岳飛、狄青、楊家將故事,都是不朽的,西方是英雄主義和人道主義消長或並存的戰爭文學,西方是以人性、人道主義和反戰為主流的戰爭文學,而我們的戰爭文學則是絕對英雄主義的。從形式上說,我們現在的戰爭文學只有軍事傳奇一種,屬于藝術性偏低的通俗文學。嚴肅的、史詩性的大作品至今還難得一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應當讓一百種花都開起來,或許能從其中培植出一種“花王”來呢!

欣賞異量之美是大作家的襟抱。白居易的詩老嫗能解,李商隱的詩則是出名的深曲隱晦,白居易對李商隱傾倒備至,竟然說︰“我死得為爾子足矣。”另如蘇軾之企慕司空圖,陸游之向往梅堯臣等都是佳例。錢鐘書先生講過,古希臘人認為狐狸多才多藝,刺蝟只會一件看家本領。因此,當代有位思想家把天才分為兩個類型,莎士比亞、歌德、巴爾扎克等屬于狐狸型,但丁、易卜生、陀思妥也夫斯基等屬于刺蝟型,而托爾斯泰是天生的狐狸,卻一心要做刺蝟。人和人總是不同的。我們的戰爭文學作家要擺脫八股,做到言人人殊,就要能欣賞異量之美。百花齊放曾經被政治教條扼殺過,我們不能讓互相攻訐再扼殺了它。讓異香撲鼻、異彩紛呈、異美炫目吧!戰爭文學總會百花齊放的。

(解放軍文藝•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融媒體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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