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責任編輯︰菅琳
2016-01-18 10:57

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同國民黨頑固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1941年1月20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名義發表談話,揭露國民黨當局的反共陰謀,抗議其武裝襲擊新四軍的暴行,要求國民黨當局以大局為重,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懲辦禍首,釋放葉挺,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軍民也紛紛集會,強烈聲討國民黨頑固派的罪惡行徑。八路軍、新四軍做好了隨時反擊國民黨頑固派武裝進攻的準備。同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雲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1月25日,新四軍新軍部在蘇北鹽城成立,隨即將全軍整編為七個師和一個獨立旅︰第一師師長粟裕、政治委員劉炎;第二師師長張雲逸(兼)、政治委員鄭位三;第三師師長兼政治委員黃克誠;第四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彭雪楓;第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李先念;第六師師長兼政治委員譚震林;第七師師長張鼎丞、政治委員曾希聖;獨立旅旅長梁興初、政治委員羅華生。全軍共9萬余人,繼續堅持長江南北的抗戰。

中共中央高瞻遠矚、總攬全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勢、在軍事上取守勢,堅決擊退國民黨頑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確方針。周恩來領導南方局在重慶同國民黨頑固派展開了堅決斗爭,從政治上和宣傳上進行了猛烈反擊。1月17日,周恩來為皖南事變向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提出質問和抗議,並打電話怒斥何應欽說︰“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當《新華日報》關于揭露事變真相的報道和社論被國民黨當局扣壓後,周恩來立即題寫“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登在被扣稿件的位置上,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行徑進行了有力的聲討。周恩來還領導南方局通過召開座談會、個別談話、散發傳單等方式,向各界人士公布皖南事變的真相,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面目。

共產黨的正義自衛立場,得到各界人士、民主黨派的同情和支持。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陳友仁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為皖南事變在香港發起抗議活動。宋慶齡等致函致電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譴責“剿共”內戰違背民心,已“引起國人惶惑,招致友邦疑慮”;要求他們“慎守總理遺訓”,“撤銷剿共部署,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種抗日實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彭澤民致“蔣總裁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諸同志”函,1941年1月12日)。各民主黨派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行動也表示不滿和憤慨。章伯鈞等同周恩來等交換意見,準備成立民主聯合會,團結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同中共合作,共同推進民主改革和反對內戰。在國民黨內部,也有很多人不贊成蔣介石打內戰。孫科對時局表示憂慮。張治中向蔣介石上萬言書,痛陳對中共問題的處理失策。海外華僑也反對分裂。華僑領袖陳嘉庚致電國民參政會,呼吁團結,反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在國際上,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高潮,不僅為蘇聯所反對,美、英等國也表示不滿。2月中旬,美國政府正式向蔣介石聲明︰美國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政等各種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

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勢下,不得不收斂其反共活動。1941年2月,蔣介石加緊籌備于3月1日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二屆會議,企圖通過邀請中共參政員出席以粉飾門面,欺騙輿論。中共參政員拒絕出席這次會議。3月2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慶的中共參政員董必武、鄧穎超致函國民參政會,提出承認中共及民主黨派和陝甘寧邊區的合法地位、釋放皖南事變中所有被捕干部戰士等十二條要求,作為出席會議的條件。共產黨的堅決態度,贏得中間勢力的擁護和支持,迫使蔣介石在第二屆參政會上表示“以後再亦決無剿共的軍事”。3月8日,國民參政會仍選舉董必武為駐會參政員。3月14日,蔣介石約請周恩來面談,答應提前解決國共間的若干問題。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皖南事變,並沒有達到打擊共產黨、消滅新四軍的目的,反而驚醒和教育了對國民黨抱有幻想的人們,孤立了自己。中國共產黨在這場斗爭中的堅定立場和維護抗戰大局的態度,贏得了多方面的同情,擴大了在群眾中的影響,提高了在全國的政治地位。

皖南事變的恰當處理,再次證明了中共中央對國民黨頑固派采取的策略方針的正確性。這次斗爭的經驗說明︰第一,“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為蔣介石所消滅,並迫使他承認這種力量的存在,除了對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針鋒相對的斗爭,便無他路可循”。第二,在日本侵略者深入國土的情況下,中日民族間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國內階級間的矛盾依然處在從屬的地位。因此,必須正確處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系;對國民黨頑固派反共政策的斗爭,必須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這種斗爭的目的是保衛人民抗日力量,爭取中間派,制止國民黨頑固派的分裂、投降和發動內戰的陰謀活動,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三,在同國民黨頑固派的斗爭中,在不損害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原則下,作適當的讓步是必要的。正是由于在“佳電”中的適當讓步,使黨在皖南事變後取得了轉入政治反攻的主動地位,並使中間派了解共產黨的以斗爭求團結的政策,從而取得他們的同情。

新四軍皖南部隊的嚴重損失,主要是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政策造成的。從共產黨內來說,則與中共中央東南局書記、新四軍主要領導人項英的錯誤有關。應當肯定,項英在領導新四軍的工作中有著不可抹煞的功績。他和葉挺、陳毅等人一起,在短時期內把極為分散的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進行集中整編,組織部隊奔赴敵後開展游擊戰爭,積極進行部隊建設,使新四軍不斷發展,並領導了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工作。但他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認識不足,在敵佔區未能放手發動群眾,對中共中央“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的正確方針理解不夠,貫徹措施不力。他存在著以皖南為中心,待日軍向浙贛路進攻時向南發展,恢復原南方根據地的不切實際的思想。1940年10月以後,當國民黨頑固派進攻新四軍的跡象已經十分明顯的時候,項英對皖南部隊的北移,遲疑猶豫,結果喪失迅速東進或北移的有利時機。在部隊北移受阻後,又指揮失當,因而未能粉碎國民黨的圍殲,致使新四軍在皖南事變中遭受嚴重損失。

1941年5月20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東南局與中原局合並,改稱中共中央華中局,同時成立新四軍軍分會,劉少奇為華中局書記兼軍分會書記,華中局委員為饒漱石、陳毅、曾山,新四軍軍分會委員為陳毅、饒漱石、賴傳珠、鄧子恢。在華中局領導下,先後成立了江南、蘇中、淮南、淮北、蘇北、鄂豫皖、浙東、皖江、蘇浙等區黨委。1942年2月15日至3月5日,華中局召開第一次擴大會議,劉少奇作了華中三年工作的基本總結及今後任務等問題的報告。他強調必須繼續堅持華中敵後抗戰,鞏固各抗日根據地,加強和聚集力量,以便在適當時機反攻敵人,爭取中國抗戰的最後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中共中央華中局成立後,華中敵後抗戰出現了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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