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與世界治理的中國方案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張文木責任編輯︰康哲
2017-10-05 01:10

“一帶一路”與世界治理的中國方案

張文木

【內容提要】

一個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給世界貢獻的不是國內生產總值,而是世界觀。如果一個民族沒有比以前曾引領世界的民族更先進的世界觀,這個民族就無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領世界。立國要有道統,世界治理也需要道統。進步的世界觀反映的就是進步的道統。道統的進步性在于它的人民性。但當一個國家失去正義和公平時,它也就失去了引領世界的道統,這時,這個國家就會衰落。

今天的歷史已經到了一個需要整體性地改革舊有世界治理體制的時刻,各國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治理的新方案。中國將從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義出發,貢獻處理當代國際關系的中國智慧,貢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為人類社會應對21世紀的各種挑戰做出自己的貢獻。“一帶一路”和中國方案是緊密結合的,中國並不拒絕以往人類的文明成果,中國方案並不是要徹底否定而是要改進以往的西方提供給世界的治理方案,並且融合出新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既有中國共產黨的理念,還有東方傳統元素,當然也融入人類的文明優秀成果。

可以預料,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具有社會主義元素的世界治理的中國方案將日益為更多的人接受。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的倡議。2014年3月,習近平應德國科爾伯基金會邀請,在柏林發表重要演講時提到“中國方案”。他說︰“我們將從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義出發,貢獻處理當代國際關系的中國智慧,貢獻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為人類社會應對21世紀的各種挑戰作出自己的貢獻。”[1]

一、能引領世界的民族對世界貢獻的首先是世界觀

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向世界全面闡述了中國政府“一帶一路”倡議與世界前途的關系及蘊含其中的當代世界治理的中國方案。習近平指出︰

當前,中國發展正站在新的起點上。我們將深入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不斷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持續發展,為“一帶一路”注入強大動力,為世界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一帶一路”建設植根于絲綢之路的歷史土壤,重點面向亞歐非大陸,同時向所有朋友開放。不論來自亞洲、歐洲,還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帶一路”建設國際合作的伙伴。“一帶一路”建設將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帶一路”建設成果將由大家共同分享。[2]

習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是一個偉大的構想。一個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給世界貢獻的不是國內生產總值(GDP),而是世界觀。如果一個民族沒有比以前引領世界民族更先進的世界觀,這個民族就無法走向世界,更不能引領世界。我們過去常說英國走向世界是由于英國人為世界提供了工業革命。這個說法不夠準確。實際上,英國人提供的是比以往更為進步的世界觀。

在歷史上,中國曾經有自己的世界觀。儒家文化有很多先進的東西。比如,一個中心為“忠”,兩個中心為“患”。再比如,中國人對福的理解,“福”,示(�)字旁,《說文》︰“示,神事也。”[3]崇拜之意。為什麼要拜一口田?一口田意味著你必須守住自己的本,但也不能貪。沒有吃的會餓死,這叫唯物論;但吃得過多會撐死,這叫辯證法。不守本的人是不幸福的,守本就是守好“一口田”;“田”太多了要撐出毛病,也不幸福。作為國家來說,要有主權,這是國家的“一口田”,必須死守;作為個人來說,要有自己的立業之本。國家之福在于不屈服、不擴張。不足和過度都不是福氣,這就是中國文化,也是中國的世界觀。

中國的世界觀產生于中國人固有的實事求是精神。我們常說“事情”“事理”等,不管是“情”還是“理”,在中國人這里都得讓位于現實中的“事”。不知生,焉知死,現實的總要高于天邊的。天下道理,須出自“實事”,天下“致知”必先“格物”。歷史上大凡有生命力的民族都是注重實事求是的民族。

可見,沒有文化和世界觀是享不了福的,這不是錢的問題。國家提供了巨大的生產力,但如果世界觀不到位,那就發展不了。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德國和日本,兩個國家都犯過錯誤,但是它們對錯誤的認識完全不一樣。原因就在于民族的文化高度上。德意志民族犯錯誤,能夠跪下來認錯,這是有文化底蘊的人才會做的事情,結果德國現在成了歐洲的中心。但日本就不同了,從靖國神社出來還趾高氣揚,這是沒有文化的表現。沒有文化,就沒有高水平的世界觀,這對一個民族來說是災難性的。

在世界上,中國是一個有特殊優點的國家。中國文化確實有很強的韌性,它表現在這個民族堅守“一口田”,又決不擴張,這是中國傳統文化非常重要的一個特征。這個特征使得古老的中華民族發展至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中國人講究一個中心,這是中國誓死堅守的原則,因為中國人的經歷跟西方人不一樣。

中國人對于統一的認識要比西方來得早且深刻,這是由于中國人比歐洲人先經歷了分裂的苦難,250多年的戰國時期讓中國人深深地認識到分裂沒有任何好處。西方從古羅馬開始有900多年的和平期,這使歐洲人不珍惜大一統的價值,反倒熱衷于搞分裂。羅馬帝國解體時大家歡欣鼓舞,這下能建立小國了,有機會也當當國家領導人了。結果導致歐洲從心髒開始破碎。地區破碎不怕從周邊破碎,就怕從中間破碎。如果從中間破碎,就很難修復,一碎就是千年。中國200多年的戰國時代就是從山西破碎即“三家分晉”開始的。歐洲也是從意大利北部和德國南部的交界處開始的。公元800年,查理大帝(Charlemagne)將群雄紛爭的歐洲歸于一統,其歷史貢獻類似中國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統一的歐洲就被查理大帝的三個“崽賣爺田不心疼”的孫子糟蹋了,公元843年他們竟用一紙《凡爾登條約》[4]將歐洲一分為三,這不僅奠定了後來意、法、德三國的雛形,而且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中深埋了極難修復的破碎性的根基,這反過來為歐洲綿延千年之久的混戰及為地處歐洲大陸邊緣的不列顛島國最終成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天然的地緣政治條件。面對同樣的事件,中國人就幸運得多。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韓、趙、魏為諸侯,由此導致國家分裂,戰國紛爭。好在此種亂局于公元前221年為秦王嬴政定為一統,中國由此有了在亞洲迄今不能撼動的主體性大國地位。[5]歐洲周邊大國多,兄弟鬩于牆,外人得利。美國怎麼大起來的?就是由于歐洲內斗。1803年法英宣戰,拿破侖就把路易斯安那拋給美國;1853年俄國跟英法打克里米亞戰爭,俄國失敗後又將阿拉斯加拋給美國,讓美國撿了大便宜。西班牙、法國、俄國也是如此,其中英國獲利最大。

國家分裂也與金融過度膨脹息息相關。凡是分裂的地方都是金融資本發達的地方,因為金融資本需要分裂,社會越分裂就越需要錢,利益集團越多就越需要借錢。雙方打過來打過去,金融資本兩頭賺錢。人們常說,人跟錢沒有仇,但錢跟人是有仇的;人不吃錢,但是錢要吃人的。社會越分裂,商人越高興,人不打仗,就沒有人需要錢,這樣貨幣商人怎麼掙錢呢?中國人比較早地認識到分裂與金融資本的關聯性。大貨幣商們為了贏利把當時的中國弄得四分五裂。中國對這一點認識得很早並形成了今天看來是值得肯定的重農輕商的傳統,這也是中國古代防止經濟“脫實向虛”的有效經驗。秦始皇與大貨幣商呂不韋的斗爭就是世俗皇權與金融勢力的斗爭,秦始皇贏得了這場斗爭。“呂不韋現象”和今天的華爾街現象同出一理,而特朗普不可能贏得這場斗爭。

中國人尚“一”,對“二”是反感的,認為“國不堪貳”[6]。西方人相反,喜歡“二律背反”。“二律背反”是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發現,但康德之後的德國人多喜歡主張“對立統一”的黑格爾(G. W. F. Hegel)。中國人說“二”時,用“雙”“對”“倆”來表達,一定從統一的角度來說,這就是中國文化。正是由于這一點,中國文化在當時的歐洲就受到許多思想家的熱捧。我們曾給中世紀的世界提供的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觀,包括現在的公務員制度以及四大發明等。所以,要想引領世界,沒有新的世界觀和更為先進的文明形式,是不行的。中國就是這樣一個曾經引領過中世紀世界文明的國家。

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後者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7]到了近代,中國開始落後。與游牧經濟比較,中國的小農生產方式是先進的,但與工業經濟比,當時中國就比較落後了。英國通過工業革命在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的同時,也向世界提供了比封建社會更先進的世界觀︰反封建、自由貿易、主權至上,特別是個人自由的觀念,這些都是比封建意識更進步的世界觀。封建社會比奴隸制進步,資本主義比封建社會進步。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面前人人平等,都是“上帝的選民”,這既是對人的大解放,也是英國給世界提供的比封建意識更進步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讓世界耳目一新,正是這樣一個世界觀才讓世界接受了英國並使英國在相當的時期里成為引領近代文明的國家。所以我們不能只說工業革命和貿易革命,應當從世界觀進步的視角認識英國成為世界性大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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