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我們黨的黨史學習及其歷史經驗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譚虎娃責任編輯︰于雅倩
2018-08-19 07:55

八路軍指戰員在整風運動中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資料圖片

黨史學習是黨內學習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弘揚優良傳統堅定理想信念,弄清歷史是非統一思想,凝聚全黨力量指導未來的重要途徑,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礎。延安時期,我們黨非常注重黨史學習,並根據各個階段黨和人民的事業、黨的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對學習的任務與目的進行調整,從而為“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偉大工程服務。

1、學習的緣起和正確認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共中央歷經長征落腳陝北之初,忙于擴大和鞏固西北根據地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黨史的學習與研究並沒有立即提上日程。遠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舉行了中共誕辰十五周年的紀念活動。1935年12月23日,米夫和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提出1936年第一季度中國工作計劃,其中第三項就是為紀念中共成立十五周年做準備。幾經調整,紀念活動于1936年7月召開,出席紀念會的王明寫了《十三年來的中國共產黨》《七年來的中國共產黨》,米夫寫了《奮斗的十五年》等紀念文章,陳潭秋在紀念會上做了紀念報告。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過程中,黨內對國共兩黨關系、中共歷史認識的不統一、不清楚逐漸顯露,各種錯誤觀點在黨內盛行。對黨的歷史認識不清楚,甚至存在錯誤觀點,不利于黨的事業和黨的建設向前發展,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也極其不利。鑒于對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的歷史做結論條件並不成熟,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是黨的主要任務,所以此時黨史學習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後者。

1937年4月初,張聞天在抗大開講《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並提議成立“中國革命史研究會”,成員均跟班听課,然後就各人承擔的章節寫出講稿,分頭去各班擔任教員授課。《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以近代以來各階級挽救民族危亡為節點,重點放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與國共第一次合作及破裂等問題。6月28日,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發表《關于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一文,針對一些人借國共關系變化和中共政策轉變來否定共產黨十年歷史的論調進行了批駁,“如果有人責備中國共產黨,說中國共產黨從那時起,不應該繼續革命,不應該實行武裝暴動,不應該建立蘇維埃,不應該進行土地革命,那這就等于說,中國共產黨應該投降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應該投降叛變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而且應該幫助他們來鎮壓、屠殺與加緊剝削中國工人、農民與小資產者們”。

這個階段黨史學習集中體現在1937年5月至6月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和黨的白區工作會議。兩次會議都對黨的歷史尤其是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進行了回顧,總結經驗教訓,在論述如何更好地“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主題的同時,深刻指出大革命的歷史表明︰“當資產階級追隨著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的時候,革命是如何地前進了;及至無產階級(由共產黨負責)在政治上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的時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敗”,突出強調了“我們的領導責任”。

2、弄清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內歷史問題

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後,在組織上失去共產國際這把“尚方寶劍”的王明,並不心甘情願承認錯誤,並且在延安廣大干部和青年知識分子中依然有一些影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課題依然受到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阻礙。為了掃清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道路上的重重障礙,毛澤東倡導的“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應運而生。

1938年9月,斯大林倡議並親自參加編寫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開始在《真理報》上連載,10月出版,並迅速傳到延安。1939年7月15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詢問了《聯共(布)黨史》一書的發行和學習情況,尤其強調︰“發行和學習此書是提高黨的思想水平的一個轉折點和強大杠桿,是保證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深入最廣大群眾的一個最有力的手段”。8月,中共中央給任弼時的電報中指出︰一般縣委以上干部已經開始學習《聯共(布)黨史》,它成為教學的必修科目,是延安所有學校的教科書。聯共(布)的這一做法,對中共最直接的影響就是1939年冬季毛澤東等人合寫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干部課本,以“供各學校、各訓練班教課及在職干部自修學習之用”,期冀對黨史的認識形成基本共識。

王明對《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干部課本進行了批評。1940年3月,王明把集中反映自己“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在延安再版,並在序言中寫道︰“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除此之外,“過去蘇維埃後期的錯誤,雖經過遵義會議得到糾正,但在十二月會議時也還有同志有不同的意見;中央率領紅軍東征時後來也有人有不同意見;過去長江局對中央也有不同意見”。因此,如何認識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的歷史,迫切擺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面前。

經中央同意,毛澤東從1940年夏開始著手“黨書”《六大以來》的編輯。在編輯中,毛澤東先後挑選86件重要文獻,以散頁的形式發給延安的高級干部學習研究,其中一部分是反映錯誤路線產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糾正的文獻,另一部分是反映黨在這一時期一系列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關于全面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的制定與形成的文獻。這種編排方式,使說明這個時期“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因此成為“犀利的思想武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得出結論︰“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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