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作者︰黃泰岩責任編輯︰楊帆
2018-11-27 14:53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作者︰黃泰岩(中央民族大學校長、教授)

緣起

我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證明了指導我國經濟發展的經濟學理論是扎根中國大地的科學理論。因此,總結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發展成果,具有特別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術體系的創新發展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體系建設在經濟發展實踐的滋養中不斷向前推進,為形成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和條件。

第一,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定位。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體系,最首要的問題是解決為誰服務和如何服務這兩個基本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此做出了明確的回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為人民服務的。馬克思在創立自己的政治經濟學時就宣稱它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恩格斯把馬克思的《資本論》稱為工人階級的“聖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傳承創新了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立場,強調是為增進全體人民福祉和全面發展服務的,把共同富裕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指出,通過讓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習近平總書記依據新時代的新要求,進一步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強調推進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漸進共享。這些新的發展思想和理念,強調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從而對共同富裕的內涵、要求和途徑做出了全面的闡述和提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服務于全體人民福祉,其研究內容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創新發展,這表現在︰針對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生產力發展相對落後的狀況,黨的八大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了進一步提煉,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的十九大又及時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服務定位不斷與時俱進,保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和活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通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和保護生產力為人民服務。馬克思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要大力發展生產力,盡快增加生產力總量。為新生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快的增長速度,以充分體現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在改革開放初期,針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對生產力發展的嚴重束縛,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不僅要發展生產力,而且還要通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解放生產力,要求把發展生產力和解放生產力兩個方面都要講全了,並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針對我國綠色發展的新要求和人民對美好生態環境的新期盼,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提出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從而把生產力的內涵擴展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和保護生產力。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從馬克思《資本論》確定的聯系生產力研究生產關系擴展為研究生產關系和生產力,既要研究生產關系以深化經濟體制機制改革來解放生產力,還要研究生產力以優化資源配置來發展生產力和保護生產力,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成為指導中國改革開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銳利理論武器。

第二,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四梁八柱”的基本理論。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通過繼承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實踐經驗中總結提煉概念和範疇形成理論、學習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科學成分,創新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順應生產力發展規律的新理論、新概念、新範疇,成為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術體系的“四梁八柱”。

一是創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及其富起來和強起來的發展階段理論,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時代背景。依據馬克思揭示的社會經濟形態發展的一般規律,社會主義也是一個從產生、發展到成熟的歷史自然過程。在這個歷史自然過程中,由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狀況不同,社會主義會表現為不同的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根據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創新性地提出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判斷,創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找到了在生產力發展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大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和理論指導。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發展站到新的歷史起點上,與之相適應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戰略,豐富並發展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二是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理論,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制度基礎。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的狀況,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通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以“三個有利于”(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評判一切工作成敗得失的根本標準,把非公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發揮非公經濟對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創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理論,並且通過把股份制作為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實現形式找到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道路,夯實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始終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極大地顯示了這一制度的優越性。同時,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創立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理論,實現了從我國實際出發對效率和公平關系認識的不斷深化和完善,為我國不斷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出了正確方向。

三是創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新的經濟運行體制和機制。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有效方式,沒有特定的社會經濟屬性,這一重要理論發現,為社會主義利用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發展生產力開闢了道路。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通過把公有制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成功創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創新發展市場經濟理論提供了中國智慧;在改革開放中不斷完善和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為利用市場優化資源配置、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供了中國方案;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中,不斷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為正確理解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供了中國經驗。

四是創立了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的全面、可持續和包容性發展理論,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新的發展道路。我國在追求全面發展的進程中,形成了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城鄉一體化建設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區域協調發展道路、構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綠色發展道路;在追求可持續發展的進程中,形成了從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發展方式向創新驅動高質量發展方式轉型的一整套發展理論,強調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把創新作為發展的第一動力,人才作為發展的第一資源;在追求包容性發展的進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在中國脫貧實踐中經過檢驗的減貧脫貧的科學理論,指導我國即將在現有標準下全面脫貧,實現全面小康社會。這些理論和道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跨越低收入階段和中等收入階段的中國方案。

五是創立了中國特色對外開放理論,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開放型經濟體制和機制。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堅持對外開放不動搖,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特別是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我國的對外開放從主要對發達國家開放擴大到向發展中國家開放,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主要是沿海開放擴大到沿江沿邊開放,構建全域對外開放新格局;從主要是“引進來”擴大到“走出去”,構建全球資源和市場整合體系,推動我國從參與經濟全球化到引領經濟全球化的轉變。這為發展中國家既保持獨立自主又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發展生產力提供了成功的樣板。

第三,探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體系。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術體系的構建,在許多方面已經取得了共識,例如,在邏輯體系的構建上,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能簡單模仿馬克思《資本論》的邏輯體系,更不能套用西方經濟學的邏輯體系,而是應該扎根中國大地進行自主創新。在學術體系構建的時間節點上,認為我國已經初步具備了構建學術體系的理論基礎和經驗條件,但中國道路、中國制度和中國理論還需要在完成強國目標的新時代進一步豐富、檢驗和完善發展,因而學術體系的構建是一個長期的努力過程,需要中國學者長期不懈地奮斗。

但是,對學術體系的構建,目前仍然存在許多分歧和爭論,提出了各具優勢和特色的學術體系構建設想,主要有︰在學術體系的邏輯起點選擇上,有的認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商品”,有的認為應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在學術體系的邏輯主線選擇上,有的認為是發展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有的認為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有的認為是經濟發展,有的認為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還有的認為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在學術體系的邏輯結構選擇上,有的繼續沿用制度、運行、發展和開放四位一體的體系結構,有的認為應按照商品—貨幣—資本—生產—流通—總過程的邏輯順序構建理論體系,有的認為應以經濟發展的理論框架構建學術體系,還有的認為由于目前難以構建完善的學術體系,因而可以按改革和發展的重大問題分章形成學術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的創新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通過繼承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概念和範疇、借鑒吸收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和範疇、從中國改革發展的實踐經驗中總結提煉新的概念和範疇,我國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語體系。

第一,繼承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概念和範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因而毫無疑問,話語體系也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話語體系,具體表現在︰

一是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概念和範疇。首先是經濟學的一般概念和範疇,例如價值、價值規律、勞動價值論、勞動生產率、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規律等;其次是關于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概念和範疇,例如剩余價值規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的基本運動規律等,特別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再次驗證了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科學性和有效性;最後是馬克思描述未來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一系列概念和範疇,例如公有制、按勞分配、共同富裕、人的全面發展等。

二是隨著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依據變化了的情況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些概念和範疇進行與時俱進的創新和發展,賦予其新的內涵和外延。從擴展外延的角度來看,如把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擴展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之相適應,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聯系的一些概念和範疇如資本、利潤等也從資本主義的特有概念擴展到了市場經濟的一般概念,等等。從內涵提升的角度來看,如對馬克思的科技也是生產力進一步提升到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對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後要盡快增加生產力總量進一步提升到發展是第一要務等。

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概念和範疇的繼承與創新,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形成了基本的框架。由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概念和範疇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廣泛的認知和傳播,這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能夠被世界了解和認知並進行交流和交鋒創造了條件。

第二,創造性地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和範疇。當代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兩者具有根本性質的差別,但從市場經濟一般來看,兩者又具有共同的特征和一般的運行規律,因而與市場經濟一般相聯系的西方經濟學概念和範疇就不具有特殊的社會經濟屬性,是經濟學的共同財富。對于這些共同話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通過兼收並蓄,並加以創新性改造,豐富了自己的話語體系。

例如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這就意味著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要求。

又如,全要素生產率最早是由西方經濟學提出的綜合反映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作用的概念,但作為反映生產力發展源泉的一般概念,黨的十九大報告在講到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時,就使用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概念。

再如,經典的熊彼特創新理論所說的創新主要指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資源配置創新和組織創新等,西方經濟學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和制度經濟學雖然也從各自視角提出了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等,但這些創新定義還不能完全反映我國所說的創新是第一動力的概念,我國的創新包括理論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實踐創新等內涵。

還如,中國成功跨越低收入階段的發展經驗,一方面驗證了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的部分有效性,同時也揭示了它的歷史局限性,中國經驗對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的超越,是對發展經濟學作出的中國貢獻,因而我國使用“二元經濟”概念時就加入了新的中國元素。

第三,從中國改革發展的實踐經驗中總結提煉新的概念和範疇。中國的改革發展是前無先例的偉大創舉,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建設,特別是40年改革發展的成功經驗,已經淬煉出一批既反映中國經驗又具有經濟學一般價值的概念和範疇,例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轉變發展方式、新舊動能轉換、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城鎮化道路、“一帶一路”、“摸著石頭過河”等。這些概念和範疇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創新發展的重要來源。隨著中國經濟發展的日益成功,特別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從中國改革發展的實踐經驗中總結提煉出的新話語將會得到越來越多的世界認可和接受,甚至成為全世界的經濟學通用話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創新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所以在理論上不斷創新發展,在實踐上能夠有效指導改革發展向前推進並取得巨大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傳承和創新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方法論體系。

第一,理論分析方法。馬克思認為,政治經濟學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要體現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性和思想性,就需要運用理論分析方法提出新概念、新範疇、新思想、新理論、新體系,否則就無法科學認識世界,更不可能正確地改造世界。運用理論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一是充分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方法,解決改革發展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運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做出了我國仍處于並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論斷,為創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奠定了基礎;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及其在新時代的轉化,為制定富國和強國戰略奠定了基礎;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新發展理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等一系列新概念、新範疇。

二是吸收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科學理論分析方法。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引入了均衡分析、邊際分析、靜態分析、動態分析等具體研究方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方法的重要補充。

第二,經驗分析方法。恩格斯明確指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因而邏輯發展完全不能限于純抽象的範圍,需要歷史的例證。這就是在充分佔有資料的基礎上通過歷史事實的描述達到以下兩個目的︰

一是從長期的歷史發展經驗中總結和提煉經濟規律。首先是從中國的經驗中總結規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發展理論、社會主義開放理論等都是從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中總結提煉出來的。其次是從世界其他國家發展經驗和教訓中總結規律,如我國借鑒日本、韓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驗和拉美、東南亞一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訓,及時做出了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論斷,提出跨越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三大關口,形成了經濟轉型發展的新理論。

二是用歷史經驗檢驗和修正已有的理論和範疇。首先是檢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概念和範疇,對那些經過檢驗是正確的科學理論予以繼承和發展,對那些已經過時的個別具體結論予以放棄,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與時俱進,例如實現了對馬克思公有制理論、市場經濟理論的創新發展。其次是對西方經濟學中那些符合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和要求的概念和範疇予以借鑒。

第三,數理分析方法。馬克思自19世紀60年代就致力于將數學運用于揭示經濟規律的研究,這在《資本論》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馬克思甚至認為,一種科學只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學運用數理分析方法的研究逐步廣泛,從而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更加趨向完善,主要表現在︰通過數學方法揭示不同變量之間的數量關系,使理論揭示的經濟運動規律可量化、更準確;運用數理邏輯對已有的理論做出驗證,增強理論的應用性和實踐性;由于大多數理模型和工具是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形成的,而我國與西方國家存在巨大差異,為增強模型和工具的適用性,學者們進行了中國化的修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方法論體系的構建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與形成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和方法論體系的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需要繼續做出努力。

第一,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術體系從理論設想向現實轉化。把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術體系的出發點、研究主線、體系結構安排等已經提出的各種理論設想進一步轉化為理論學說和著作,這就需要︰進一步明確界定概念和範疇的內涵與外延,使其更加科學和規範;揭示不同概念和範疇之間的邏輯關系,逐步把這些概念和範疇串珠成鏈,形成嚴密的邏輯體系;探索學術體系從研究方法到敘述方法的轉換,用敘述方法構建完整的學術體系。在以上工作的基礎上就可以把不同的理論設想轉化為不同的學術體系,並通過不同學術體系的比較和交流推進學術體系的完善和發展。

第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從國內交流向國際交流擴展。與我國的經濟發展實踐在國際上引起的巨大反響和廣泛關注相比,在我國實踐經驗中總結提煉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尚沒有引起世界經濟學界足夠關注和強烈反響,因而急需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在世界上傳播中國改革發展的經驗和理論,一方面讓世界從不同的視角更加真實地了解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全貌;另一方面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在世界的各種話語體系中平等地爭論、對話,讓世界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中國概念和範疇。

第三,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體系從“板塊結合”向“有機結合”轉變。馬克思《資本論》是把理論分析、經驗分析和數理分析有機結合的榜樣,形成了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科學方法,並運用數學方法揭示和驗證經濟規律,實現了理論邏輯與數理邏輯的統一。馬克思之所以能夠達到理論分析、經驗分析和數理分析的有機結合,是因為馬克思把經濟學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和數學家集于一身。因此,構建既符合經濟學一般發展規律又擁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就需要一方面學習馬克思的科學精神,不斷提升自身綜合運用理論分析、經驗分析和數理分析的能力,使它們有機結合起來;另一方面,組建學術團隊,形成各個團隊成員優勢互補的協同創新。

《光明日報》( 2018年11月27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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