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經文︰耕耘,改革之犁開拓希望田野

來源︰中國經濟網-《經濟日報》作者︰鐘經文責任編輯︰張藝
2018-12-12 09:58

40年前,中國開啟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鄧小平同志說,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考察時說︰“當年貼著身家性命干的事,變成中國改革的一聲驚雷,成為中國改革的標志。”

40年來,農村改革從破冰到攻堅,層層推進、步步深入。農業從傳統走向現代、農村從封閉走向開放、農民從貧窮走向富裕、城鄉關系從割裂走向融合。滄桑巨變,成效卓著,標注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帶領一個國家砥礪奮進、發憤圖強的時代高度。

跨越這樣的高度,過去沒有經驗,世界沒有先例。到2016年底,世界上超過1億人口的國家有13個,其中成為經濟發達國家的只有美日兩國;世界上所有經濟發達體人口加在一起,人口不過10億。中國,一個人口超過13億的大國,如何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城鄉融合發展?一道亙古未有卻必須回答的時代考題,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實踐、解答。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這道考題的答案就是︰改革。

40年風雨兼程、--力前行,我國農村改革從一線發軔到全面深入,既涌動著鄉村田野的草根力量和基層智慧,更體現了黨中央從實際出發作出的頂層設計與長遠謀劃,是黨心民心一體、國情農情交織的偉大成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村改革,始終堅持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始終堅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始終堅持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循序漸進、實事求是地處理好城市和鄉村的關系、農民和土地的關系、農業和市場的關系,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三農”改革發展道路。

農民和土地,變與不變的根基

舉網以綱,千目皆張。農村改革,千頭萬緒,核心在哪里?1978年,那個冬夜,淮河岸邊的一個小村莊,18戶農民因吃不飽飯,大膽分田單干。一個只有100多人的村莊,一張有18個紅手印的契約,演變成一場惠及億萬人群的改革巨浪。到1981年底,全國已有90%以上的生產隊建立了以“土地包干”為基本特征的農業生產責任制。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抓住這一關鍵點,土地承包極大地釋放出農民創造力。改革前,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一,出工不出力、種地不打糧成為“痼疾”;家庭聯產承包,土地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分開,“保證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農民種地打糧熱情高漲。1984年,全國人均糧食擁有量從“吃飯難”躍升至800斤,“一年吃飽飯、兩年賣余糧、三年蓋新房”,成為“大包干”後廣袤鄉村的經典畫面。

40年,印刻出政策逐漸夯實、不斷精準的時間年輪。1984年,基本完成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2002年,《農村土地承包法》出台,“國家依法保護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長期穩定”。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現有土地承包關系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並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30年。

從土地承包期限15年到延長至30年,再到“長期穩定”變為“長久不變”,一次次調整,回應了全體農民和整個社會的關切。在農民與土地關系的核心利益上,凝練而生動地刻畫出黨中央的卓越智慧與深謀遠慮。

“大包干”撬動了板結的土地,但經絡還須不斷通活。在土地分包過程中,土地細碎化,小規模經營,難以適應大市場,更多農民離開土地等新矛盾逐漸顯現。農民開始探索互換、出租、轉讓等土地流轉方式。在此基礎上,黨中央做出“三權分置”的頂層設計。由此,從土地“大包干”,歷經所有權、承包權“兩權分離”,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農村土地改革“三部曲”,成為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又一次重大創新,為傳統農業走向現代農業奠定厚實的制度基礎。

時至今日,“三農”問題仍然是新時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大“短板”,需要繼續向改革要動力,補齊“短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高屋建瓴的論述,揭示了農村改革的本質,反映出我們黨對處理好農民和土地關系規律性認識的升華。

由是,2014年,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三塊地”改革試點走向前台,33個試點縣市蹄疾步穩。2015年9月,浙江德清,全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第一槌”敲響。“三塊地”試點,讓更多農民開始享受農村土地改革的制度紅利,激發廣闊鄉村的深厚內力。而試點先行,既強調了改革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和綜合效益,也昭示了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的“四條底線”。

農村改革向“深水區”挺進,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在“變”與“不變”中深刻演繹。變的是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僵化土地制度,不變的是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土地是重要的生產資料,是農民的“大後方”,也是保持農村社會和諧穩定的根本。40年改革求變,始終堅持這一根本,充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維護農民的核心利益,把變與不變的選擇權交給農民,讓農民吃上長久“定心丸”,從而激發出巨大創造活力。

城市和鄉村,分割到融合的演化

改革,是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始于“大包干”的農村土地改革,在破除了“大鍋飯”對土地活力的束縛之後,也為城鄉關系的深刻轉變、轉化、調整,提供了巨大動力,打開了寬闊通道。

新中國建立後,為了積累快速發展資本,完成當時歷史條件下工業化任務,采取了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辦法,讓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同時,通過城鄉二元分離的管理制度,減輕公共財政對農村投入的壓力。過去的“三農”政策,基本是圍繞工業化、城市化對農村的需求而制定,農村成為城市糧食和工業原料供應基地,城鄉社會被各種“鴻溝”分離。

農為邦本。“三農”問題是執政之基、民生之要。在“中國號”列車奔向現代化的征程上,對城鄉關系的認識不斷提升、深化。作為最基礎的產業、最廣闊的區域、最多數的群體,農業不能拖後腿、農村不能掉隊、農民不能缺席。經濟社會發展各種矛盾錯綜復雜,穩住農村、安定農民、鞏固農業,就下好了先手棋,做活了經濟社會發展大棋局的“眼”。

面對扭曲失衡的城鄉關系,40年來,從“以城帶鄉”到“城鄉統籌”,再到“城鄉融合”,從新農村建設到鄉村振興,黨中央始終把“三農”工作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握好穩定社會的發展大局。“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這一高屋建瓴的闡述,成為城鄉融合發展的實踐要求。

20世紀80年代初期,黨中央提出在經濟上保障農民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尊重農民民主權利。新世紀以來,黨中央連續發出15個以“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不斷強農惠農富農。更多的目光關注“三農”,更多的資源投向“三農”,更多的力量建設“三農”。從“鄉土中國”“城鎮中國”到“城鄉中國”,我們不斷從戶籍改革、收入差距、鄉村建設等方面入手縮小城鄉差距,改寫城鄉格局。

城鄉融合,戶籍破冰。戶籍制度是橫亙于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之間的一道身份溝壑。從把農民限制在土地上的“不許動”,到戶口福利帶來矛盾的“拉鋸戰”,再到戶籍逐步放開的“路線圖”,如今,全國31個省份出台了戶籍改革意見,全面取消農業戶口。這標志著二元戶籍制度退出歷史舞台,意味著在中國存在了半個多世紀的“城里人”和“鄉下人”身份之別將不復存在,農民不再是社會身份,正在演變為職業身份。

城鄉融合,收入提速。1978年,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134元,2017年,這一數字為13432元,後者是前者的100倍。增收勢頭不斷向上,增收路徑不斷拓寬,增收動能不斷強勁,增收機制不斷健全。近年,農民收入增速不僅跑贏GDP,也快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速。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四駕馬車”跑得越來越歡實。脫貧攻堅開創新局面,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3.1%。

城鄉融合,鄉村再生。由“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到“城鄉一體化”再到“城鄉融合發展”,鄉村地位發生了顯著變化,不再是被動地接受城市的反哺,而是主動發力成為城鄉發展的新主角。2003年新農合制度起步,2005年農村義務教育實現“兩免一補”,2007年推行農村低保制度,2009年實行新農保制度。農村教育、文化、衛生等事業快速發展,水、電、路、氣、房建設全面提速。改革深刻表明,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就能為經濟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農業和市場,傳統與現代的交融

改革之犁,從田野出發,深耕田野、改變田野、提升田野。

如果說,40年前小崗村的“紅手印”,印證了分散農戶對溫飽的渴望,那麼,40年來田園阡陌的變遷,印證的就是小農戶投入大市場的品質升華。從牛犁馬拉,到機械耕收、物聯信息;從靠天吃飯,到品牌定位、全球競爭,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集貿農市與電商期貨的對接互聯越來越普遍。而所有發生在“農字號”身上的變化,凝聚為一個共識︰三農之舟,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的要求,使得農業農村農民收獲到從未有過的果實。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指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必須做到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不能忘記農民、不能淡漠農村。現在,市場之力正以如椽巨筆,用工業化成果裝備農業,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農民,用城鎮化力量撬動農村;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鄉村振興戰略,正厚植農業發展新優勢。“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有了新底氣,農民世代居住的綠水青山有了新面貌。

從傳統到現代,農業生產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把牢農業向高質量發展要求,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質量興農、綠色興農,突出農業綠色化、優質化、特色化、品牌化,既要產得出、產得優,也要賣得出、賣得好,推動農產品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提升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農業機械化水平超過66%,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57.5%,灌溉面積達10.08億畝,一半以上的農田旱澇保收,新型職業農民超過1400萬人,各類新型主體達330萬家,農藥使用量連續負增長。

從放開到搞活,農業市場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在計劃經濟下,農產品統購統銷,農產品只能賣給國家,消費者憑票證購買。1979年,國家提高了18種主要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此後,果菜、畜禽、水產陸續實現市場化。1993年,糧票全面取消。加入WTO後,我國農業積極參與全球市場。如今糧食產量實現翻番,肉蛋菜果等產量穩居世界第一。從城鎮超市到鄉村集市,“菜籃子”豐富,“米袋子”充實,成就了“舌尖上的中國”。

從收稅到補貼,農業政策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今朝告別了田賦,我要代表農民鑄鼎刻銘,告知後人,萬代歌頌。”河北靈壽農民王三妮自鑄的告別田賦鼎銘文,宣示出中國農民的真情告白。2006年1月,《農業稅條例》被廢止,延續了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徹底退出歷史舞台。隨著對農民農村的多項扶持支持政策舉措紛紛推出,補齊補強農村“短板”和“難點”的步伐不斷加快。這一切,踐行的是“必須始終堅持強農惠農富農政策不減弱、推進農村全面小康不松勁”的要求。

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最大的潛力和後勁也在農村。這是挑戰,也是機遇。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新時代“三農”發展的最強音符,為全面提升“三農”品質指引了方向、指明了路徑、指示了方法。落實好這一總體戰略,必須牢牢把握農民與土地的關系這一主線,深化農村土地改革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加快創新農業經營體系,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創新鄉村治理機制。

改革之路艱辛,改革前途光輝。吮吸40年奮勇改革的精神養分,就能繼續書寫新時代壯美的“三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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