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登鴻

來源︰中華英烈網責任編輯︰李行知2014-01-08 15:00

郝登鴻,字雲程,曾用名乾光、趙光,1913年10月出生于陝西省橫山縣與內蒙古伊盟烏審旗毗鄰的天漫梁。他自幼跟蒙古族孩子在一起,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話,熟悉蒙古民族的生活習慣和和風俗民情,與蒙古族群眾結下了深厚友誼。

1926年,在橫山縣國立第一高等小學讀書的郝登鴻在一些革命教師的指導下,開始閱讀進步書刊,又主動參加了曹動之領導的學潮,迫使反動縣長下台、校長被革職。隨後,郝登鴻被推選為學生自治會成員,經常帶領同學深入農村,向群眾宣傳革命思想。1927年畢業後,郝登鴻受聘到橫山縣南關小學執教。不久,由錢清明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0年,橫山縣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郝登鴻忍痛辭職,舉家遷往烏審旗昌汗圪台居住。他以給蒙民放牧、當足戶、販運皮毛、鹽為掩護,經常往來于陝北、伊盟的烏審旗、鄂托克旗和寧夏的鹽池一帶,從事革命活動。

1934年,中共烏審旗工委建立後,工委書記兼蒙漢騎兵游擊隊政委曹動之指示郝登鴻開展黨在蒙地的工作。從此,郝登鴻丟開家務,一心撲在革命事業上,深入蒙地,進行革命串連和宣傳活動,擴大黨在蒙民中的影響。

1935年春天,巴圖灣(當時屬陝西省靖邊縣,現歸烏審旗河南鄉)一帶成為革命根據地,建立了革命政權機構。郝登鴻參加了赤衛隊,成為革命活動的積極分子。他深入烏審旗河南、納林河、沙爾利格、陶利、嘎勞圖等地,通過交朋友、拜把子等辦法,廣泛深入地宣傳黨的主張和政策,成為許多蒙民的知心朋友。

1936年冬天,烏審旗大石砭廟上的文澤大喇嘛毛羅扎木蘇在延安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同時由烏審旗工委組織蒙古族各界牧民代表一並赴延安觀光。郝登鴻從物色代表人選到組織落實,都不辭勞苦,鼎力相助。

1937年春,郝登鴻受黨的指派,協同田萬生帶領以大漢賽畢勒格、趙五山(巴圖其勞)為正、副團長的30多人代表團前往延安,受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黨中央領導人的熱情歡迎和盛情款待。

為了進一步提高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更好地為黨和人民服務,郝登鴻在參觀延安期間,向黨中央提出入學深造的請求。代表團返旗時,他被批準留在中央黨校學習。同年冬天結業後,被分派到晉西北八路軍一二○師師部任聯絡參謀。

1938年初,郝登鴻奉命深入伊盟準格爾旗做蒙古族上層統戰工作。5月間,綏蒙工委和八路軍邊區騎兵團由陝西張家畔開赴伊盟腹地的桃力民地區。郝登鴻奉命隨軍北上(這一期間郝登鴻因母病在家)。當他輾轉回到晉西北時,適逢一二○師奉黨中央指示要開闢大青山抗日根據地,正在選配和組建人馬。郝登鴻即被選到李井泉支隊擔任副官。8月,他隨部隊挺進大青山後,組織決定讓他化名乾光,在劉洪雄的掩護下,潛入日偽在綏遠的統治中心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地區搞地下工作。當時,劉洪雄早已打入敵人內部,並取得了信任,當上了日本憲兵隊的少校參謀兼日偽協和安民救國軍旅長。郝登鴻在劉洪雄的推薦下,擔任了日偽協和安民救國軍王振鐸團的副官。在此期間,他們在歸綏城內外秘密活動,發展黨員,組建黨支部,為領導歸綏人民的抗日斗爭做了大量工作。他們還利用公開身份采購到槍支彈藥和糧食、棉布、皮衣、皮鞋、電池、藥品、繃帶等大批物資,暗中運往大青山根據地,支援黨的抗日武裝斗爭。

他們的秘密活動終于引起敵人的警覺。郝登鴻當機立斷,帶領該團部分士兵投入大青山革命根據地,壯大了大青山抗日武裝力量。

不久,大青山黨組織又派郝登鴻化名趙光,擔任歸(綏)武(川)縣工委書記。他在任職期間,深入農村發動群眾,組建起一支抗日武工隊。在大青山要道站崗放哨,傳遞信息,監視敵人,打擊敵人,運送物資。

1939年冬,黨中央指示綏遠省委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設法開闢一條由大青山到烏蘭巴托的國際交通線,以便建立一條延安——晉西北——大青山——烏蘭巴托——莫斯科的國際通道。這是一項非常特殊、艱巨而光榮的任務。國內所經之處,都是封建王公、國民黨和日偽統治下的敵戰區,情況復雜,地理民情都十分生疏。為了開闢、建立這條通道,保持黨中央與第三國際密切聯系,中央要求一定要選拔政治上絕對可靠、黨性強、有一定文化素養、又熟悉蒙地的風俗民情、會講蒙語的人完成這項任務。

綏遠省委接到任務後,即開始物色人選,經過一番慎重考察,省委決定派郝登鴻承擔。他毅然接受了這項任務,並找到一位曾到烏蘭巴托經商、熟悉沿途地理民情的商人段佔元作向導。

郝登鴻和段佔元以旅蒙商人的身份踏上征程。他們夜行曉宿,通過敵戰區,越過國界,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後,被蒙古邊防部隊發現扣留。郝登鴻當即說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和工作任務。蒙方遂將他送到烏蘭巴托,並向第三國際作了通報。但是由于當時綏遠省委把這次行動只作是一次試探,並未向中央作正式報告,所以,當第三國際與中共中央聯系時,中央答復此事尚未正式確定。于是,蒙方即把段佔元驅逐出境,將郝登鴻以敵特嫌疑關入烏蘭巴托監獄。經過多次審訊,郝登鴻始終堅持說明真實情況,要求設法聯系。蒙方無奈,遂將他解交莫斯科第三國際審處。在那里郝登鴻仍堅持如實說明情況,要求與國內有關組織聯系,並暫且接受審查,等待澄清。

1941年春天,剛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的任弼時見到白如冰問及此事時,郝登鴻的問題這才得到澄清。任弼時當即向第三國際作了報告,郝登鴻終于獲釋。

長期的監禁使郝登鴻的身體很虛弱,黨組織遂安排他進行療養,康復後又送他到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大學畢業,郝登鴻被派到中國駐烏蘭巴托工人俱樂部(實為我黨駐蒙情報機構)仍搞情報工作。由于他常年奔波于中蒙之間,每次回延安路過家時,只住三兩天就走。即使這樣,他也抓住機會向鄰里鄉親們作革命宣傳,使鄉親們對中國革命的前景充滿信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黨急需大批干部開闢新區工作,郝登鴻奉命回國。當他們一行經百靈廟前往商都,路過烏蘭察布盟察右後旗楊貴村夜宿時,突然被土匪包圍。經過激戰,郝登鴻不幸壯烈犧牲,時年32歲。

(伊克昭盟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