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先鵬

來源︰中華英烈網責任編輯︰高千一2017-12-18 09:30

向先鵬,1907年1月2日出生于江西省都昌縣城。父親向本源開茶館發家,是縣內一富戶。向先鵬為長子,最得父母疼愛,從小就被送進了學堂。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向先鵬正在縣立高等小學讀書。5月20日,省立農專學生劉肩三畢業返鄉,即把外地運動的消息,帶到了都昌這個僻靜的小縣。劉肩三那催人淚下的演說,喚起了無數青少年學生的愛國熱忱和民族義憤,年僅12歲的向先鵬最為激動,當即就動員同學們罷課以聲討帝國主義和賣國政策。隨後,又在劉肩三指導下,牽頭組織日貨檢查組,上街宣傳抵制日貨,並挨店檢查,找出日貨就當眾焚毀。6月,他又邀集同學組成宣傳隊,步行到離縣幾十里的鄉村小學,向師生和周圍農民講述帝國主義在巴黎和會上對中國的欺侮、軍閥政府的賣國行徑和全國學生運動的勢態,使這場愛國主義運動,迅速波及全縣。

運動後,向先鵬所敬重的劉肩三留校任教,他積極靠攏這位年輕的師長,跟著他一起下鄉考察社會,研討學問,尋求救國良方。1922年,向先鵬又追隨劉肩三領導全縣人民,驅逐了不顧人民疾苦、肆意橫征暴斂的贓官劉燮臣。斗爭雖然勝利了,可民眾疾苦如常。社會如何改良,救國救民的路在何方?他感到迷惘了。

1923年,在劉肩三鼓勵下,向先鵬去九江報考省立第三中學。在九江,他看到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英日租界、長江上肆意橫行的外國商船、衣衫襤褸行乞街頭的災民,也看到了對國人如狼似虎對洋人奴顏卑膝的北洋軍人……這一切使他萌發了要徹底埋葬罪惡社會的強烈願望。這時,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已經傳到九江,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也開始在九江建立,向先鵬經常與進步同學一道,閱讀進步書刊,爭論社會革命,參加愛國學潮。

1926年8月暑假,向先鵬經劉肩三介紹,結識了正在都昌建黨的共產黨人劉越,直接聆听到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他興奮極了,迫切要求留縣參加革命工作。不久,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0月轉為中共黨員。根據組織安排,他還以個人名義加入了中國國民黨。11月10日,北伐軍進佔都昌,國民黨都昌縣黨部公開成立,向先鵬當選為縣黨部執委兼宣傳部長。這時的國民黨都昌縣黨部是中國共產黨都昌地方組織直接領導下的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組織,黨通過這個組織直接領導全縣的工農運動。向先鵬成為縣里工農運動的領導人後,全身心地投入到偉大的革命洪流之中。為了更實際地進行革命宣傳,他首先從自己家里做起,帶頭減租退租,又將家中百來擔存谷,親手開倉分給了貧困佃戶。

1927年1月中旬,經中共江西區委批準,中共都昌地方委員會成立(同年6月根據新黨章規定改稱縣委),向先鵬當選為中共都昌地(縣)委委員兼共青團都昌地(縣)委書記。1月24日,中共江西區委以國民黨江西省黨部名義舉辦的江西黨化教育講習所在南昌開學,地委挑送了20余名團員青年,由向先鵬帶隊,去南昌參加學習。他們在南昌,一面進行理論學習,一面參加實際斗爭,以都昌會館為陣地,將農運高潮中躲到南昌的土豪劣紳捉拿清算。向先鵬學習結束,返縣繼續參加農運領導工作,派遣共青團員到落後的鄉村幫助建立農民協會組織,並親自參加了櫟田等鄉農民協會的建立。

1927年3月,蔣介石在江西連續制造了贛州慘案和九江慘案後,又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一系列事件,給方興未艾的都昌農運籠罩上一層陰霾。當時,都昌正是油菜收割季節,為了防止土豪劣紳趁春荒盤剝農民,縣農民協會要求各區、鄉農民協會將農民的菜籽統一收進,集中榨油,代行銷售,然後換成稻谷或直接將價款返還給農戶,這無疑打亂了豪紳們的如意算盤。他們大為惱火,瞅住風雲突變的政治氣候,在鄉間肆意造謠,說什麼農民協會“勒捐經費,由土豪劣紳漸及勞苦農民”,共產黨要“共產公妻”,挑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去圍攻區、鄉農民協會。6月8日,土豪陳範五等竟收買地痞流氓,煽動落後農民攻打設在多寶寺的庚區農民協會,一次就殺害區農民協會常委、執委趙敬燧、馬宗錦等七人,制造了駭人听聞的左蠡慘案。向先鵬等共產黨人義憤填膺,立即組織調查,逮捕了五名凶手,準備召開全縣大會,嚴懲凶手,追悼先烈,揭露敵人,粉碎他們的陰謀。還在籌備大會期間,新軍閥、江西省府主席朱培德關于“停止農運,歡送共黨”的指令傳到縣里。早已與土豪劣紳暗中勾結的縣人民自衛大隊副大隊長劉天成喜出望外,于6月9日上午10時許公開叛變,緊閉城門,查封縣黨部及農民協會、總工會,捕捉共產黨人,並將抓去的共產黨人嚴刑拷打後游街示眾。向先鵬適在兩天前因公事下鄉而僥幸逃脫。他聞訊後,立即搭船奔赴南昌尋找拯救都昌革命的方法。7月11日,他與國民黨左派、縣長謝寶樹及南昌縣委書記劉越、農民協會常委劉肩三、總工會主席劉聘三等商議,決定通過謝寶樹縣長懇請其老師、國民黨左派、省民政廳廳長姜濟寰,調動駐湖口的省水上公安游擊第三支隊謝式南部,到都昌幫助鎮壓反革命政變。拿到姜的批示,向先鵬又匆匆趕赴湖口,與謝式南詳細討論了在都昌攻城的方案。

7月22日,謝式南派出兩個中隊,到達都昌城郊五谷咀。考慮到鄱陽湖正是漲水期,縣城六道城門,除北門和大東門外,其余非舟莫渡。于是,撲城隊伍兵分兩路︰一路由向先鵬帶隊直取北門,一路由謝式南率領攻大東門。因向先鵬一路輕車熟路,先期趕到,與守城衛兵交上火,而謝的一路則尚在途中。劉天成听到北門響起槍聲,知不敵,遂劫掠放火,各自潰逃。更可恨的是,劉天成等為了逃命,拖住撲城隊伍,不惜澆煤油點燃東街永昌布店。撲城隊伍進城後,城內已是烈焰騰空,哭聲震天,40余家店鋪淹沒在火海之中。向先鵬等只得放棄追殲敵人,組織救火和開監獄救人。

都昌撲城雖然取得勝利,但數天之後,隨著南昌起義部隊南下,白色恐怖重新籠罩全省,反動勢力卷土重來,向先鵬等共產黨人,被迫再次離開都昌。反革命栽贓陷害,將燒城之責推到向先鵬等人身上,一直上告到南京,以致向先鵬遭到全國通緝。抓不到向先鵬,他們又去向家敲窄勒索,逼得向母賣掉了鄉間大部分田地,賣田款1200塊銀元盡數被劫走。向先鵬離開都昌後輾轉找組織,在南昌接上關系,被省委派到贛東北特委。1928年7月,向先鵬隨特委負責人黃宜來到鄱陽,任中共鄱陽縣委委員兼共青團鄱陽縣委書記。鄱陽是中共贛東北特委中心活動區域,基礎很好,雖然在1927年底珠湖暴動失敗後革命一度轉入低潮,但至1928年春,黨迅速調集富有斗爭經驗的干部到鄱陽,在白色恐怖中很快恢復了革命活動,並將斗爭重心由鄱南轉向鄱北,尤其船灣、華山、蕭嶺一帶,已發展到建立革命武裝和開闢革命根據地的新階段。為配合縣委工作,振奮群眾情緒,向先鵬組織同學書寫張貼標語,刻印散發傳單,使反動當局驚恐不安。

1929年7月12日,向先鵬去鄱(陽)彭(澤)邊區參加黨的聯席會議,不幸于返回途中在響水灘被反動當局作為“共黨嫌疑”逮捕,送往南昌茅家橋監獄。向母听到兒子出事,心急如焚,將家產變賣殆盡,托人去南昌營救,終于同年12月將其“保釋”。出獄後,母親不讓他再到外面奔波,將他送到鄉間親戚家暫避風險。

向先鵬理解慈母一番心意,可是與組織失去聯系的他,在親友家度日如年。一回在岳父家,他寫了一張字條放在未婚妻桌上︰“冬天,我們到野外去,看見些樹林都枯槁了,只有那翠竹蒼松和寒梅,在那里傲住霜雪等春來。”他岳父早年讀省農專時參加過五四運動,深明大義,見字條後理解愛婿心跡,便說服向母。正月拜過年後,已是1930年2月。向先鵬得知前中共都昌縣委書記劉越的妻子要去上海,便與之結伴來到上海。這時,劉越正在上海任中共法南區委宣傳部長,向先鵬通過他與中央接上關系。中央考慮江西各級組織剛遭到嚴重破壞,急待恢復,要他仍返江西工作。接受任務後,他于3月下旬趕到九江中心縣委報到。在那里,他又受命回都昌重建組織,任中共都昌縣委書記。

此刻,古城都昌正彌漫著一片血腥,前中共臨時縣委因省委被破壞所牽連,于1929年底遭到嚴重破壞,縣委成員相繼被捕遇害。

向先鵬到都昌縣後,即與村里黨的負責人劉龍嗣見了面,商議重建縣委的工作。為了安全,他化名楊濟民,白天住在村後大腦澗的草棚里,晚上到村里召集會議,研究工作。

幾天後,以向先鵬為書記的中共都昌縣委重新建立起來。縣委決定,以武裝斗爭為工作中心,盡快建立一支由縣委直接領導的武裝隊伍;逐步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和開展蘇維埃運動。他挑選了劉龍嗣等10余名年輕力壯的小伙子,組織了一支精干的特務隊(又稱敢死隊),向湖口游擊隊求援了四支步槍,便與隊長劉龍嗣一道,帶著這支隊伍,先後從汪墩漢先、陽家港、蘇山萬家阪等地收繳土豪的零星武器,到4月,隊伍就發展到30余人,改稱為中國工農紅軍都昌游擊隊。

由于連年災荒,1930年都昌春荒特別嚴重,到4月,貧困農民斷糧的十有八九。4月下旬,縣委召開緊急會議,分析了形勢,一致認為,只有不失時機地組織春荒斗爭,才能更廣泛地發動群眾。會議具體研究了秘密建立農民赤衛隊和開展春荒斗爭準備工作等事項,並成立了以向先鵬為主席的都昌縣革命軍事委員會。

在縣委的號召下,周圍三四十里內的農民很快被發動起來,秘密組織了赤衛隊。月底,赤衛隊發展到400余人。5月4日晚,縣委根據群眾發動情況和荒情發展,決定春荒斗爭序幕于次日拉開。到會同志摩拳擦掌,提出首先在茅壟開刀,因該村有五戶大地主最狠,屯積居奇,被群眾稱之為吃人不吐骨頭的“五老虎”。向先鵬冷靜地听完大家的意見,經過一番對敵我雙方力量的分析,給大家闡明了這次斗爭的形式、目的和步驟。他強調指出,這次斗爭既要達到打擊敵人發動群眾的目的,又要盡量避免過早地暴露自己。在目前我方力量薄弱,活動尚處半公開的情況下,斗爭形式就是“借糧”,強迫土豪開倉濟貧,而暫不動他們的人,他們若要告我們,我們也發動群眾告他們屯積居奇,勒索災民,與他們打場“官司”,在全縣人民中揭露他們,贏得輿論支持。爾後,在群眾得到充分發動的基礎上,舉行全縣武裝暴動。

次日清晨,汪墩、徐埠等地農民挑籮推車從四面八方涌向茅壟。縣委布置游擊隊員夾雜在群眾中,以保護群眾。茅壟村的“五老虎”見這麼多人來買谷,以為漲價的時機到了,竟聲稱不賣谷了,誰知來的竟是要“借谷”,就更是死活不肯;吵到早飯時,人越聚越多,足有700余人,農民在游擊隊員帶領下,不由分說,沖進“五老虎”家里開倉出谷。“五老虎”破口大罵。負責指導“借糧”的一位年輕同志怒不可遏,就叫幾個游擊隊員將“五老虎”中民憤極大的四個綁了起來,送往老屋村。

形勢發展超出預料,在群情激奮的情況下,向先鵬不好批評那位年輕同志的魯莽,便臨時找縣委成員開會研究妥善的處理辦法。大家認為,如果放了這些家伙,勢必挫傷群眾的積極性,同時根據地也將暴露,只有順水推舟,提前暴動。向先鵬盡管覺得暴動條件尚未成熟,但已逼上梁山,便迅速定下了舉行暴動的決心。暴動農民把抓起來的四個大地主拖到山澗里處決了;隨後打起紅旗,涌向茅壟、漢先、排門等村打大戶。

茅壟暴動震驚了敵人,駐在左蠡劉遜橋的縣警察大隊二分隊于次日趕來鎮壓。向先鵬料定敵人必來,也預先做了準備。他根據敵人有30多支槍,而我方只有六支槍能打得響,便連夜指揮游擊隊、赤衛隊趕制了一門松樹炮,集中了幾十具土銃,找來了不少洋鐵桶、爆竹、銅鑼、紅布等,悄悄布置在途經老屋的湖泥嶺上,同時發動上千農民群眾到時助威。7日上午,敵人剛走到湖泥嶺下的怡公塘壟里,只听山上一聲“炮”響,鍋鐵、瓷片遮天蓋地打來,緊跟著“機關槍”聲、土銃聲、銅鑼聲、喊殺聲震天撼地,滿山遍野“紅旗”招展,頓時嚇蒙了,不要命地轉身就跑。由于驚慌失措,在汪墩渡口搶渡時淹死兩名警察。消息傳到縣城,縣府官員慌成一團,擔心農民攻城,一連三天不敢打開城門。

這次斗爭的勝利,極大地振奮了群眾的情緒。與汪墩、徐埠相鄰的各鄉,也相繼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平債廢契”、“建立蘇維埃”的暴動。中共江西省委對都昌迅速發展的形勢非常滿意,于5月20日向中央報告了都昌情況。

根據省委關于“發展游擊戰爭,組織地方暴動”的“中心策略路線”,同時也為了加緊鍛煉部隊,擴大根據地粉碎敵人對老屋地區更大規模的“清剿”,茅壟暴動之後,向先鵬集中力量抓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派遣有斗爭經驗的同志,迅速到大革命時期有良好基礎的地區發動群眾,相機舉行暴動;二是調整作戰方式,不固守一地,靈活運用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和敵人兜圈子、捉迷藏,並加強與湖口游擊隊的配合與支援。5月14日,向先鵬親自帶領游擊隊員與湖口革命力量協同作戰,一舉攻克距九江僅五六里的沽塘海關。6月3日,他們突然出現在蘇山李家排,處決了該村兩名反動地主;6月4日,率部在茅壟北千公塘同九區靖衛團陸士郊部打了個遭遇戰,打得陸士郊匆忙下馬逃竄,待陸緩過氣來尋找游擊隊時,他們已不知去向。數日後,向先鵬又帶著游擊隊突襲了陽儲山程家。游擊隊神出鬼沒,土豪劣紳驚恐萬狀,國民黨都昌縣政府為對付這支隊伍,不僅調動了警察隊、靖衛團,而且在各區鄉建立守望隊,收買地痞流氓,設暗哨,組建了嚴密的情報網。

面對種種不利情況,向先鵬決定擺脫這種敵強我弱的處境,跳出敵軍重圍,暫向贛東北根據地轉移。

1930年6月22日晚,經過整編的游擊隊在老屋村吃過晚飯,等待茅壟整編的赤衛隊前來匯合出發。至23日凌晨,突然茅壟方向傳來槍聲。原來,22日國民黨縣政府已“密令警察一、二分隊及九區靖衛團、各區守望隊,由水陸分五路出發老屋村一帶。”茅壟響槍正是參加圍攻的警察第二分隊與赤衛隊遭遇。听到槍聲,向先鵬立即命令游擊隊前去營救,出村不遠,發現自己也被包圍,遂和前來圍攻的警察隊、靖衛團打了起來。激烈的交戰引來了茅壟的警察分隊。向先鵬即率游擊隊邊打邊上山鑽林子。從槍聲中判斷,敵軍有數百人,敵我力量極為懸殊,向即令劉龍嗣速帶隊伍鑽林子突圍,他負責斷後;直到身邊子彈打完,估計隊伍已經脫險,天也快亮了,加上長期在山上風餐露宿,生了一身疥瘡,雙腳潰爛,行走不便,便干脆冒險在距敵人不到百米的山林中找了一個起了墳的坑穴中隱蔽起來。沒料到天放亮後,靖衛團團總陸士郊竟派他的團丁踩山搜查,向先鵬不幸落入魔掌。

向先鵬被捕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革命群眾無不焦慮萬分,汪墩、徐埠、左蠡等地群眾,紛紛秘密串聯,計劃武裝攻打徐埠,搶出向先鵬。

陸士郊听到群眾想劫獄的風聲,慌忙將向先鵬于7月4日傍晚從小路秘密押解到縣里。當晚,縣長石銘勛,擔心留下向先鵬夜長夢多,便決定次日清晨將其處決。

1930年7月5日凌晨,百余名國民黨都昌縣政府軍警人員,荷槍實彈,押著向先鵬向東門外刑場走去。

向先鵬慷慨就義了,他所組建的中共都昌縣委其他成員,繼續領導著都昌人民堅持斗爭。都昌游擊隊轉戰到贛東北參加了紅十軍,並于同年10月打回故鄉,在都昌掀起了更大規模的創建蘇維埃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