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展光，１９０９年生于广东省惠阳县澳头村的一个贫苦渔家。少年时家境贫寒，父母含辛茹苦才让他念了四五年书。辍学在家的胡展光，喜爱阅读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事之类的书，字里行间的爱国主义思想，甘露般滋润着他的心田。
胡展光１８岁时，辞别了父母，到香港谋生。他寄宿在亲友家里，靠做零工糊口，饱尝了寄人篱下的滋味。１９２７年，他从香港辗转到广州，考进了陈济棠办的燕塘军校。毕业后，他进入国民党军队，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军队中的腐败内幕。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胡展光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极端痛恨；对国民党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感到无比愤慨；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却不能奔赴疆场保家卫国而感到羞愧。在苦闷和彷徨中，他阅读了鲁迅的著作和其他一些进步书刊。有一次，他回到家里看进步书刊时，被其伯父胡绍华发现，曾严厉责备他说：“红色书刊是杀头书，你知道吗？”他爽朗地回答：“我敢看它，什么都不怕。”严酷社会现实的教育，革命思想的启迪，使他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中国引向光明。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６年，他随部在广州驻防期间，共产党地下组织发现他思想倾向进步，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便派人跟他接近。经过教育和一段时间的考验，党组织吸收他加入了共产党。
胡展光入党后，按照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里，以合法的身份秘密进行党的工作。他和地下党的同志在广州中央公园边的叶氏宗祠里，建立了一个名叫“淡社”的群众团体，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青年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当时，党组织的经费有困难，他就把每月的薪饷除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外，其余都交给党组织作活动经费和接济经济困难的同志。
有一年，胡展光回家乡过春节，他对妻子曾友妹说：“不久，我就不当这个官，要到山区去过跋山涉水的艰苦生活。到时，我会回来带你一起去。”他还嘱咐妻子说：“你不识字，要加紧学文化。以后会有人来我们村里办农会和妇女会，你要串连村中的青年妇女参加。这些事现在不要传出去！”大年三十晚上，他发现村中贫苦农民胡全还在挑草去卖，便叫妻子送去七元钱，让胡全买回了一箩米和猪肉等年货，一家人欢欢喜喜地过春节。他这种热心帮助贫苦农民的行为，在当地传为佳话。
１９３６年冬，胡展光在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九四一团任连长时，奉命开赴闽南执行“剿共”任务。胡展光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把所掌握的军事情报及时转告闽南地下党，使地下党和游击队避免了许多损失。有一次，由于事前得到胡展光的情报，漳浦里的游击队在反“围剿”中还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班，俘虏了十多名士兵。有两次，胡展光所带的连队在行军中与游击队相遇。当时，游击队处于不利地位。胡展光迟迟才下攻击令，让游击队退到深山密林中去了。在闽南几个月的“围剿”中，胡展光所在的营曾先后逮捕了游击队三名交通员。胡展光密切配合地下党进行营救，使这三位交通员逃出了虎口。在闽南期间，胡展光与闽南游击队的连长朱曼平保持经常的联系。他身在敌营，想的都是党的事业。当时，他每月的薪饷是８０元。家乡有父母、妻子、儿子，但他很少往家里寄钱，把节约下来的钱用于支持搞地下工作的抗日游击队的同志。１９３７年间，他曾先后两次托堂弟胡浩生代为寄款给远在广州搞革命工作的李健行。同时，他还资助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成员叶锋在惠阳澳头开设店铺，以筹款抗日。
全面抗战爆发后，胡展光所在的第一五七师奉命由闽南调到厦门。１９３８年初，该部又由厦门调到潮汕海陆丰一带。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不战而退，惠阳、博罗、广州相继沦陷。胡展光毅然离开国民党军，到东江抗日前线，与曾生、叶锋、李健行等取得联系，投身于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组建工作。他不但动员妻子曾友妹参加革命，而且还发动了村中一批青年参加游击队。
１９３８年冬，胡展光受组织派遣，打进国民党博罗县政府任军事科长，以合法的身份开展党的抗日救亡工作。他带领群众抗日武装“响水青年杀敌大队”，在下马石袭击日军，打响了博罗地区抗日第一枪。他和当时在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的地下党员黄健、刘融、刘志远一起，争取县党部书记长陈洁等进步人士的支持，成立战时工作团，改组博罗县政府，使县政府和县党部基本上掌握在中共党组织手里，为党领导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博罗队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提供了有利环境。１９３９年春，李健行按中共东江特委的指示，以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博罗队队员的身份作掩护，到博罗建立县委，胡展光任军事委员。在县委的领导下，打进国民党县、区、乡政权的地下党员和博罗队里面的党员内外结合，把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青抗会、妇抗会、民众夜校遍布城乡各地，抗日救亡的歌声到处飞扬，抗日民主运动蓬勃兴起。
为了推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根据东江特委的批示和博罗县委的决定，胡展光以县政府军事科的名义，于１９３９年５月间在黄田牌举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吸收各地的地下党选派的积极分子参加训练，为博罗县的抗日武装斗争培养了一批军事骨干。
当时，党急需发展抗日的武装力量，胡展光便担负起改造陈文博武装的任务。陈文博是博罗附城黄田牌人，本人是一个大学生，由于不满现实，回乡纠集了一批人马上象山当了土匪。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形势下，陈文博提出了“抗日保乡，劫富济贫”的口号，流露出抗日和靠拢共产党的愿望。于是，党组织便派胡展光跟陈文博接头。经过胡展光耐心争取，陈文博表示愿意加入抗日行列。胡展光以国民党博罗县政府的名义，将这支队伍编为东江游击指挥所新编独立大队。陈文博任大队长，胡展光任大队副。党组织通过胡展光，先后安排了３０名党员到这支部队去当骨干，大队政训室主任、中队指导员分别由中共地下党员张凤楼、林志诚担任，正副班长大部分也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之后，胡展光又在部队里发展了三名党员，使全大队的党员达到３４人，建立了党支部，龙生任支部书记。胡展光为争取和改造陈文博大队耗费了不少心血。这个大队经过整训后，开到博罗西部的铁场、福田前线，封锁沦陷区，不让博罗境内的物资流到敌伪手中。
胡展光作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经常跟士兵吃住在一起，和士兵谈心，勉励他们做爱国军人，积极抗日。跟地下党员接触时，他则反复强调党员的任务是改造这个部队。他明确指出：陈文博既有倾向进步的一面，也有政治投机的一面，要提高警惕。１９３９年秋，开始出现了全国性的反共逆流。１９３９年冬的一天，胡展光与在陈文博大队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萧光生、卓觉民、黄辉、潘明时会面，共同分析了形势，认为陈文博很可能会卷入反共逆流之中，于是采取了应变措施。果然，半个月后，陈文博公开打出了反共旗号。由于中共地下党组织早有准备，因而减少了损失。
１９４０年初春，胡展光奉命转移，暂时回老家惠阳澳头衙前村。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仍然积极为党工作。当他获悉“东团”博罗队李健行等２３位同志被捕并被押解到惠州时，立即赶到李健行的家乡，把情况告诉李健行的妻子，安慰她不要难过，叮嘱她不要外出，等待组织上派人来联系。然后，他赶往惠州与中共地下党联系。但国民党顽固派处处布下了监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密探，胡展光从博罗返回家里时便被敌人发觉，专门派密探暗中跟踪他。他到达惠州的第二天就不幸被捕，被关在竹银岭监房。
胡展光被捕后，地下党曾设法营救他，并派人佯装朋友探望。他说：“抗日救亡是每个中国人的本分，更是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他的妻子曾友妹也前往探望。他平静地对妻子说：“我做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你放心回去，照顾好家庭吧！”曾友妹料想不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０日，国民党顽固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胡展光枪杀于惠州西湖畔飞鹅岭的树林中。就义前，胡展光大义凛然地对行刑队的士兵说：“你们要清楚，中国人民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先锋队，也是解放全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行刑时，刽子手双手发抖，连放七枪都没击中胡展光，监斩官只好赶到前面亲自向胡展光连放两枪。胡展光牺牲时，年仅３１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