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防务政策“暗度陈仓”

■观山海  迟海

参加海上联合演习的日本“鹿岛”号训练舰。

日本现代国防体系的构建，根植于二战日本战败后无条件投降、被强制解除武装的历史起点，这一起点源自其侵略战争的罪责，被《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明确记载，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遵守这些文件，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其重获国际社会接纳的前提。

然而，在美国长期包庇与纵容下，日本政府持续淡化侵略历史，蓄意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从冷战至今，日本不断为军事扩张扫除障碍，渐进提升自卫队实力，并逐步形成一套运作模式：一面借助或制造外部危机热炒安全议题，兜售“受害者”言论，以“存亡”叙事推动民意转向；一面通过语义模糊、定义重构等“隐形突破”方式，规避直接修宪可能引发的国内外反弹。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逐步为其防务政策转型铺路，不断突破原有法律与舆论限制。

在防卫政策上，日本刻意模糊“自卫”与“先发制人”的界限，抛出所谓“反击能力”论调，大幅降低动武门槛，加剧擦枪走火升级为军事冲突的风险。在装备定义上，自卫队采用具有伪装性的非攻击性术语：将可起降武装直升机、能搭载F-35B战斗机的出云级等具备远洋进攻能力的舰船，称为直升机驱逐舰；把射程远超自卫需求、可打击他国纵深目标的导弹，包装为“改进型反舰导弹”或“岛屿防卫用弹药”。在动员潜力上，日本推进“官民两用”技术开发，使民用企业成为防务供应链的隐藏支柱，降低军事化进程的能见度。

在尤为敏感的核领域，日本更是与美国暗通款曲。作为唯一曾遭受核打击的国家，日本虽公开承诺遵守“无核三原则”，但实际上已是一个“准核武国家”：拥有尖端核技术潜力、大量武器级核材料储备及较成熟的运载火箭技术，理论上可在较短时间内跨越“核门槛”。同时，日本又通过《美日安保条约》及一系列防务安排，被纳入美国“核保护伞”之下，避免了自主拥核带来的政治、外交与安全成本。这种双重身份与战略模糊属性，使其成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

随着自卫队任务性质转向海外干预与主动威慑，日本右翼势力日益公开推动政策突破。关于调整核政策的讨论日趋公开，部分政客和学者鼓吹引入类似北约的“核共享”机制。此前有日本高官公开主张拥核，日本防卫大臣也曾高调参观美军核潜艇。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修改“无核三原则”是“安保三文件”修订的重点内容。

日本常规军事力量建设也在为其“准核武装化”铺路。常规潜艇研发中重点投入的锂离子电池、泵喷推进等技术，与核潜艇技术高度相通；计划大规模部署的F-35战斗机已被美国认证为可搭载B61-12战术核弹的核常两用平台；正在发展的远程巡航导弹同样具备核常两用潜力。这些动向显示，日本正以渐进、隐蔽方式获得实质核打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