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节选
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误读
很多人都有习惯性的思维，我们也没有去深入探究这种思维方式的优、缺点。例如，一谈到礼教，首先冒出来的想法是什么呢？礼教吃人。近代以来，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太深入人心了。对于礼教，说它吃人之外，还给它扣上一顶封建的帽子，礼教被习惯性地表述为封建的、吃人的。实际上，礼教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是什么身份的人，这样身份的人言行举止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矩。另外，人们还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即讲到什么事情时一定会问这个想法有科学依据吗？这样问没有错，但是如果有些事物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就一棍子打死，问题就很大了。很多人说，与科学相对应的宗教不科学、迷信。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文化样式是一种分科的学问。什么叫科学？大体来讲，就是一种分科的学问，如宗教、文学、哲学、艺术、物理、化学等。分科之学起源于近代西方，古代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综合性的学问，因其具有一体性，也都不是分科来讲的。现在大家惯用的、狭义的科学，就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学科。我们有时也称其为自然科学。
在中国，科学曾经是一些人手中的棍子，到处打不科学的事物。其实很多人也没搞懂什么叫不科学。宗教就不科学吗？宗教研究的是人类的精神、情感生活，怎么能说它不科学呢？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一场思想论战，现在常称其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一批学者认为，科学能解决物质世界的一切问题。另一批学者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类精神方面的问题，因此，玄学不能被忽略。直到现在，争论依然存在。
在科学与人文中，人文精神应该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可以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以人文为特征的传统文化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常问的是： “这个有科学依据吗”？可是很少会有人问：“有人文依据吗”？所谓人文依据，即不仅把人看作一个物质生命体，而且必须要看到，人是物质和精神结合在一起的高级生命体。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精神生命来谈物质生命，否则，不就跟禽兽一样了吗？如果不能用精神生命来管理物质生命的话，人类很可能会做出连禽兽都不如的事情，这就牵涉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关系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两个不平衡。第一个不平衡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比例的失衡，西方文化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传统文化，这体现在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人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但很有可能不知道汤显祖，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一个是英国的剧作家，一个是中国的戏曲家。很多人可能知道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却不知道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连汤显祖最著名的戏曲作品《牡丹亭》都不一定知道，这是不平衡的具体实例。
第二个不平衡是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不平衡，我们注重的是科技文化，觉得科技文化才是实实在在的，而人文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讲文化是软实力。有人就对软实力这个提法很不满意，说文化才是硬实力。我认为，也不用计较提法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世界上的竞争从根本上讲都是文化上的竞争，最后主要看一方的文化能不能超过另一方的文化。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文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人文文化是起引领作用的，它指明科技文化发展的方向。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引领，科技文化就会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一样，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因为有人文文化才会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物质生活的奴隶。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科技文化确实可以改善物质生活，但它不能来解决精神层面的生活需求。
由于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会把科技文化放在第一位。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它的人文文化特质，我们不要以为科技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如果能坚持人文文化，并用人文文化来弥补科技文化的不足、缺失，这对整个人类来讲，都是重大的文化贡献。我们不能放弃中国文化中人文文化这一根本特征。“人文”一词出自 《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在这里，人文和天文是相对的。通过观察天文，可以搞清楚四时的变化；通过人文的文化，来化成这个社会的风气。因此，人文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
人文化成有两层含义，一个含义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是指，保持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独立性，而不是现在批判的 “人类中心主义”，不要让人沦为神的奴隶、物的奴隶，同时也不要让人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
另一个含义是文化最初与武化是相对的，武化是用武力强制改变人的习性，文化则是以礼乐教化，让人自觉地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礼乐教化达到的目标是自觉自律，让人们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因此，《周易》上才有“文明以止”这样的说法。
在古代中国，无论是考虑问题，还是对自然界的观察，都离不开人。人是在向天地万物学习的过程中，才提升出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我们看到天地不仅生万物，还要养育万物，从来没有私心。天覆地载，天在上，地在下，万物在中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从来不排挤任何一个事物。天地最大的德行是广大无私，我们要向天地学习这种德行。
天地让万物自由地生长，却从来不去占有、主宰它。人类也要学习天地，我们也不能让天地万物按照人的要求去运转、变化，我们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简单地说，这就是所谓“道法自然”。
我们从自然的关系中提升出应当遵守的道德，我们常常用这样的话来教育孩子—乌鸦小的时候，老乌鸦喂它。当老乌鸦老了以后，小乌鸦就去觅食来喂老乌鸦。乌鸦反哺说明乌鸦有感恩之心。还有羔羊跪乳，是指羊羔吃奶时是很有礼貌地跪在那里吃的。从自然的关系中，我们学到做人的道理。中国的伦理关系最看重的是自然的、内在的关系。中国的伦理关系跟西方的伦理关系不同，它不是一种外在的、契约式的关系。西方人的伦理关系是一种外在的关系，要用契约来规范每个人的行为。
魏晋玄学家王弼二十三岁就过世了，但是他留下的著作时至今日人们还在研究，他的《周易注》、《老子道德经注》依然是今天的经典著作。王弼对孝做过一个诠释，他说“自然亲爱为孝”，孝里体现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自然亲爱。孝是子女应当遵守的自然道德规范。在古代中国，在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伦里，我们可以先不说君臣关系，其他四伦都是不可逆转的自然关系。没有人在社会上可以孤零零一个人生存下去，鲁滨逊即使在荒岛上也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和关系。
五伦中唯一像社会关系的就是君臣关系了，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也要想尽办法把它纳入到自然关系中，把它诠释成父子关系。君父臣子就是用这样的逻辑规范出来的，官民关系也是如此，上述关系都不是契约关系。因此，才有“父母官”这样的提法。在传统社会中，之所以要这样来诠释，是因为传统社会希望君父、父母官能够像对待子女那样去关怀臣民，做这样的诠释源于传统的理念。
在自然亲爱的父母子女关系里，其实包含了一种最无私的精神。准确地说，没有一个父母对子女不是全心全意地服务的。绝大多数父母都是无偿付出不求回报的，当然也有极个别家长是求将来回报的。某个大学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男生硕士毕业了，每月才挣三千多块钱的工资。父亲发火了，他说：“给你投了那么多的资，结果你才挣这么一点儿钱”。这个男生受不了就自杀了。
在父母子女这样一种私密的关系里，蕴含着一种最无私的精神。也正因如此，古代中国人把君臣、官民之间的关系都纳入到“父子关系”中。这在当时很平常，现在觉得这样的说法简直可笑。三百多年前，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对父亲的尊重意味着父亲以关爱回报子女。与此同理，长者以关爱回报幼者，官员以关爱回报属下，皇帝以关爱回报臣民。所有这一切构成礼仪，礼仪则构成民族的普遍精神。”（《论法的精神》上卷《中国人如何将宗教、法律、习俗和风尚融为一体》）我们现在一说到 “父母官”就给它扣上封建的、落后的帽子，其实是我们没有理解其最初的含义。我很希望官员都能够像父母关心子女那样去关心老百姓，古代中国这个理念才真正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有一种人文的思维方式，就不会只是简单地用封建、落后、吃人来评论古代的文化传统。
有一次，当我讲到乌鸦反哺、羔羊跪乳时就说“要向天地万物学习。”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上台跟我说：“你讲的这个是动物的本能。”我说：“如果你从科技角度来看，动物哪会有感情呢？我们不是说动物有感情，是让人们体会出动物的这种感情，这就是人文的思维。”
老子讲“上善若水”，即最好的善就像水一样。水怎么善呢？用人文的思维方式来体会，水永远是往下流的，它永远是那么谦虚谨慎。水普泽万物，可是从来都不求万物的回报，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水从来都不把自己固定成什么形状，从来不以自己为标准，然后要求大家都要和自己一样，你是方的，水流进去就变成方的；你是圆的，水流进去就会变成圆的。因此，我们常说，君子不器，大道不器。如果完全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看，水就是一堆物质，没有其他意义，而中国传统的人文特质让我们对天地万物都有了感情。我们不是把天地万物看作冷冰冰的物质，而是把它看作跟人一样是有生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