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清人的书法作品中读到一篇动人的生命奇文：
鹁鸪呼雏，乌鸦反哺，仁也；鹿得草而鸣其群，蜂见花而集其众，义也；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礼也；蜘蛛结网以为食，蝼蚁塞穴而避水，智也；鸡非晓而不鸣，雁非社而不至，信也。禽兽尚有五常，人为万物之灵，岂无一得？……兄通万卷，全无教弟之才；弟掌六科，岂有伤兄之理？仲仁，仁而不仁！仲义，义而不义！过而能改，再思可也。
兄弟同胞一母生，祖宗遗业何须争。一番相见一番老，能得几时为弟兄。
相传，江西有两兄弟在朝为官，哥哥是翰林院沈仲仁，弟弟是户科都给事沈仲义。先人过世，留下万贯家业，为争遗产，兄弟二人反目成仇，争讼于知府衙门，历时六年，经三任知事，未果。已离任赋闲的知事余总宪得知这件事后，一气呵成此文。这篇文章一出，兄弟二人都很惭愧，不再争家产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要合法、合理，还要合情。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现代人看来，简直是糟糕透顶。其实，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家是什么呢？我常讲，家是安乐窝。家应该是安全、安心、快乐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家变成了我揭发你，你揭发我的地方，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去韩国考察。我注意到，韩国法律规定，如果窝藏者和被窝藏者之间有亲属关系，尤其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要酌情轻判。再看伤害罪是怎么判的，法律规定，如果伤害者和被伤害者之间有亲属关系，父亲伤害子女，子女伤害父亲，同样的情节，酌情重判，这就弥补过来了。韩国的法律规定，一家人住大点没关系，多交点税就好了，但是如果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话，房产税就可以酌减，这样规定就是希望子女要赡养老人，可以说，法里包含了情。
前段时间，贵州四兄妹集体自杀，我们处理了一大批各级官员，批判了孩子所在的学校。暂不管处理得是否妥当，但是我想问一下，怎么就没有人批评、指责孩子的父母呢？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四兄妹的父母没有尽到父母应尽的责任。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入手，而不应该想办法按照自己的方式试图改变别人的生活。在什么都社会化的当下，留守儿童国家都管起来，会很棘手；空巢老人国家都管起来，也做不到。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这样的吗？中国的传统是生而养，养而教，养儿防老。不是说国家设置各种机构来帮助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就能彻底杜绝此类悲剧。我们要想办法，提供各种帮助，看能不能够让父母把孩子留在身边。我们要做到，不要让有父母的子女变成留守儿童，不要让有子女的父母变成空巢老人，这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不是一切都社会化就是进步了，我们要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是社会公共事业越发展，社会就越进步。其实，大家能做的事情，就要让他们自己做。子女可以赡养父母的，就让子女赡养父母，其实现在很多空巢老人不是子女没有能力来扶养老人，恰恰是很有力量但就是要让父母空巢待着，这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
西方的生命观是：人是独立的个体，上帝创造了人，因此人与人之间只有外在的关系，没有内在的关系；而中国的生命观是：生命是一代一代相延续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有血脉的联系，彼此之间都是有责任、义务的。我们是要自觉自愿地来遵守伦理规则的。如果我们把传统的生命观等中国文化核心的观念都抛弃了，那么中国的复兴就是一句空话。中国传统的生命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小家到大家，从小家庭到大家族，从大家族到家乡，再从家乡到国家都是一个整体。如果说传统文化都被解构了，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那还是中国文化吗？我曾经问学生：“‘父债子还’这个概念好不好？”学生答：“不太好。”我说：“父财子用可以吗？”学生答：“这当然可以。”这明显是实用主义的观点。其实，责任和权利应该是一致的。父母没有完成的事情子女要完成。反过来，父母拥有的财富子女当然可以继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把万物也看作自己的同类。宋代的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我们有“亲亲仁民爱物”的传统，“亲亲”是就家庭内部来讲的。然后我们将“亲亲”推广出去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叫“仁民”。最后，我们还要爱万物。
人、动物、植物都有生、老、病、死的过程，佛教讲，万法皆空。一切事情都要经历生成、存续、变异、消亡的过程。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我们所见的客观世界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变化就是一种生命现象，道家把生死也看作一种变化。
天人是会感应的，我们常以一些人说的比较过头的话来否定“天人感应”的思想。“天人感应”在很长时间是被否定的。其实现代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天和人是可以感应的，我们能亲身体会到天的变化。天冷了，你就感觉到了。天对人的影响是很直接的，人对天的影响可能要长久一点才能看到，可是有些也挺快的。其实，“天人感应”也包含了一种人文思考，借助于天的变化让人类警惕自己的行为。所谓的“天谴”，站在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立场，简直是胡说八道。但是，仔细想想，天谴就是天的大变化影响了人类，人类就要反思一下，是不是人的行为造成了天体的剧烈变化。古代若发生了地震、风暴、海啸，统治者都要自我反省、检讨，这不能简单地被说成是迷信的，其中也有人文的含义。
很多人习惯性的思维就是科技的思维方式，缺乏人文思考。现代人都只崇尚理性的思维，看不起直觉的智慧，而中国的文化恰恰是以直觉的智慧为根基的。近代西方崇尚的科学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崇尚科学也没错，但是不能够把理性的智慧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人们也可以通过直觉的、体悟的方法来认识世界。中国的文化、哲学其实更重视直觉的智慧，因为有很多事物我们眼睛一看，耳朵一听，鼻子一闻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能把理性逻辑的分析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很多人误认为化简为繁才是有学问的表现，别人都听不懂那学问就更大。反之，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地讲解，就被认为是没学问的。一些人把崇尚理性变成对理性膜拜了，这是不妥当的。其实，有时人的直觉更能够反映出事物的本质。
这百余年来，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只有理性才是可靠的；直觉是不可靠的。理性的东西是清晰的、准确的；直觉的东西是模糊的、不准确的。有些科学家现在已经认识到，人类认识世界并不只是理性这一条道路，直觉也是认识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两者是并行的，理性与直觉都有其优、缺点。美国高能物理学家卡普拉在《物理学之“道”：现代物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平行关系》一书中指出，我们过去总以为理性才是智慧，直觉好像不是智慧，但直觉恰恰也是一种智慧，直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途径。
面对科技的发展，有一些人开始质疑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缺乏理论创新。众所周知，科学理论在不断创新，从根本上看，这些创新都是以局部观察作为事实根据，设立一个假设，然后构建起一套理论，新理论的提出往往颠覆了人类的常识。当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推翻”了牛顿经典力学时，我们不能说牛顿经典力学是错误的，只能说牛顿经典力学只是适应于一定范围内的真理，超出了适用的范围真理就会变成谬误。
可以说，理性思维存在片面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的是整体。“凡物必有合”是董仲舒提出来的，他认为，凡事有阴就有阳，有上就有下，有顺必有逆，有昼必有夜。我们通过对天地万物的观察认识到整体性的道理，而这些道理是亘古不变的。
一些人说，古代中国没有科学思维、理论。我说，如果套用西方的科学观点去分析，古代中国就一无所有了。但是，中国传统是靠直观、直觉去体悟事物规律的。古代中国人认为，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事物总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的。其实，这些整体性的道理就是宇宙变化的根本规律。从某种程度上讲，五行生克、阴阳消长都是符合事物发展的科学思维。两极分化其实就是阴阳失调的表现，不要以为阴阳五行只适用于人的身体，自然、社会的管理都可以运用阴阳五行的理论。因此，中国文化不是没有创造性，其创造性体现在实践中，它并不追求理论上的日新月异。苏东坡在跟他的朋友讨论书法时讲到一个理念，他说：“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古人在掌握了整体的理论体系后，是在应用中去创造。
现代人还有一种思维方式——非此即彼，即总要把彼此分得很清楚，把彼此对立起来，而忘掉了中国人的传统是“执两用中”。儒家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我们有时候把中庸看作是不讲原则，其实中庸恰恰要求讲原则。中庸可以倒过来讲叫“用中”。据《尚书》记载，尧传位给舜时，交待给他四个字—“允执厥中”，就是要求他掌握中道。舜传位给禹时，把这四个字扩展成为十六个字—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来，宋明理学家就把这十六个字看作是中国从古到今道学的心传。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掌握中道，不偏不倚，看问题一定要看到事物的两面，然后以中道来加以平衡。
我们往往会走极端，认为这一边是这样的，那一边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如果肯定了这边，一定不会去鼓励那边，其实不能那样思考问题。儒、释、道都讲“中”，“故儒曰致中，道曰守中，释曰空中”。儒家讲的“致中”来源于《中庸》首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了中，天地定位了，万物生长了。中国古代的三教都讲中，“道曰守中”。张三丰说：“夫道者，中而已矣。”道就是一个“中”字，没有别的了。《道德经》讲：“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释曰空中”，空中即空的中道。佛教的重要经典《中论》讲：“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义。”“空中”一词的含义源于此。为什么说由因缘所生的万物都是空的呢？这个空不是指没有，而是指各种现象的本性是空。佛教讲事物的本质特性是无常无我。我们在讲这样一个本质特性时，是不能离开现象的假有，这就是佛教讲的中道，因此叫作“空中”。清代有位练内丹的道学大家黄元吉，他说，“圣人之道，中庸而已”，这就把儒家和道教的思想结合起来了。“中”就是顺其自然，这就是中道。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说，西方科学辛辛苦苦走了几百年的道路，回过头来一看在东方的神秘主义里早就已经提出来了。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汲取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根本理论。可以说，现代西方文明的成果与中国文化提供的智慧是分不开的。
我们应该如何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呢？我希望国人能够以传统文化的智慧为基础，去吸收西方文化中值得学习的东西，然后创造出适合当今世界的新文化。
有很多人认为，人本主义是从西方引进的，是西方的思想，于是就去学习西方的人本主义，而又往往看不见西方人本主义的弊病——“人类中心主义”和“科技万能”思想。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土特产。
在近代西方的变革中，启蒙运动思想家之所以能够冲破中世纪以神为本的文化，是因为学习了中国文化，用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去批判中世纪的桎梏。中国的人文精神在推进西方文化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的影响，西方人认为，打倒了上帝，人就可以做主宰者。于是，一些人喊出了响亮的口号——人定胜天，人要征服、改造一切。人的力量是发展起来，但人又异化了。人主宰一切时，反过来又被物质世界所主宰。物欲是没有止境的，为了满足贪欲，人就变成了物质的奴隶。
西方思想家在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进行了反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世界性的大战呢？战争究竟为了什么？很简单，战争就是为了争夺资源财富。人为了争夺资源财富，不惜上战场，人又被物牵着鼻子走了。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思想家提出了“新人文主义”，而且认为要从古代中国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到了西方也发生了变异，用古代的人文精神来纠正变异的人文主义，同样具有很大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也不凌驾于物和神之上去主宰一切。
中国传统文化中，辩证看问题的思想方式，过去常被称作“朴素的辩证法”。其实也没有必要给传统的思维方式扣上“朴素”的帽子。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我们不一定要去区分是朴素的辩证法，还是所谓的科学的辩证法，这还是对传统文化没有自信的表现。运用传统文化的智慧，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从这百余年来的习惯性思维中跳出来。尽管我们常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很多人分不清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精华”部分到了无能的后辈手上也会变成糟粕的，所谓“糟粕”到了有智慧的后辈手里也会变成精华的。对待传统文化不能绝对化，我们应该将其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去重新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