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苏军飞机的轰鸣声并未使一些伪满重臣心慌，留守的“国民勤劳部大臣”兼“新京特别市长”于镜涛自12日起反倒对长春市大力整顿，委派新的公安局长，将长春市署2000多万元分给新任市府各长（20至60万不等），特别分给警卫团长樵铭远100万元，自提400万元。
8月15日，伪满军官学校大部分学员和伪满国军自发起义，攻击留守的日军。一些百姓瞄准追打单个日本军人和伪满警察。日军以自卫和保护侨民为由，沿大同大街（今人民大街）摆开阵势，出动坦克、装甲车巡逻，并把高射炮放平为“平射炮”，以随时攻击起义的中国军民。双方剑拔弩张，局势十分紧张。当晚，于镜涛在长春电台发表讲话，要求“维持治安”，“等待中央”来接收。
8月18日，张景惠返回长春，登时发起火来：“我几天不在家，他们都反了！”通知大臣各归原位，照常上班，并召集各大臣开会，成立由日系官吏参加的维持会。推举自己为会长，发表电台声明，等待中央前来“从自己手里”接收政权。
张景惠内心有底。九一八事变前，他任哈尔滨行政长官时，蒋介石与他有过密约。作为张作霖把兄弟，张景惠为其立过不少功劳，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以元老相待。张学良易帜归国民党后，蒋介石为笼络张景惠，委任他为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
九一八事变后，有两个人到哈尔滨见张景惠，说是蒋主席密使。命令张景惠在不抵抗主义下与日本人虚以敷衍，委婉周旋。当时还是哈尔滨路警处副处长的于镜涛在座。1931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派张景惠等5人为哈尔滨党务特派员。
于14年前便布下暗子，不能不承认蒋介石的远见与高明。
但天算不如人算，张景惠和蒋介石的愿望都落空了。8月26日，进入长春一周的苏军以发“请帖”开会名义，将伪满大臣一网打尽。张景惠、于镜涛等人被全部押往西伯利亚。
引渡回国后，张景惠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期间，他不止一次在人前大骂蒋介石，死前语如梦呓：“让我挺住，挺住！坚持最后一定会有办法的。我要走，不让我走，我还有一些钱（张景惠存放在战犯所金器就有七十余件套），不干也能生活得不错，何必弄成现在这个样子，被人骂我汉奸！”
在国民党派系政治中，凡是和张群、吴铁城、熊式辉等人接近的，都不免被人视之为政学系。所谓政学系，实际上只是一个政客集团，既无信仰，又无原则。仅凭政治策略的运用，揣摩和根据蒋介石的心理、情绪、愿望的需求而进行政治策动，提出相适应的主张和策谋，为蒋介石解决一些重大问题。由于时常与蒋介石的意见一拍即合，特别是无组织特点，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政学系的政治比重，超过了CC派和复兴社各派系之上。
政学系最大的政治资本是对各党派的运用。早在1930年，为争取张学良和蒋介石合作，张群和吴铁城两人都去过东北。回来后吴铁城说了两句话：“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
日本垮台后，国民党上层有很多人想到东北主政一方，除了张群、吴铁城等政学系外，陈诚等一些要员均想一试身手。张群是蒋介石的左右手，党派和各地实力派都需要他去协调运动。吴铁城作为中央党部秘书长也无法离开。退而求其次，蒋介石选定了政学系另一骨干熊式辉，并预先让其参与了宋子文率领的对苏谈判代表团。目的是使熊借机熟络苏联高级官员，为顺利接收铺垫基础。
后来的发展证明，国民党上层诸多官员与人士、包括美国都认为，蒋介石东北接收政策的最大失误与败笔——政学系的行政接收。
留在大陆的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后来写了不少回忆录。虽然其中有一些为自我辩解的成分，但一些重大的基本史实还是回放了实际。对于初期蒋介石接收东北的政策，杜聿明在回忆录中说了两句至关重要的话，一句是“在军事方面则仍举棋未定”；一句是“幻想在苏军完全消灭日本关东军后，从苏军手中毫不费力地把东北接收过来”。
一个“举棋未定”，一个“幻想”，如实描述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盲目自大、感觉良好的心态。
有了外蒙惨重代价换来的满洲“完全供给中央政府”的“中苏条约”做保证，政学系行政接收的谋略完全合拍蒋介石“毫不费力”的“幻想”。当然，远在西南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和东北之间隔着共产党控制的华北地区。此外，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对铁路、公路进行的“大翻身”彻底破坏，也让蒋介石很难实行军事接收。
蒋介石自8月31日发表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后，9月5日又发表了东北九省二市行政长官名单。将东北三省划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及哈尔滨、大连二市，是政学系的主意。地盘虽然小了，级别却一般高。于是又是一番激烈争夺。名单发表前一个多月，国民党各派系长官、大佬份份出马活动，安插亲信势力。
辽宁省主席徐箴做过蒋介石家乡浙江奉化区专员，和CC派陈果夫、政学系张群都有关系。辽北省主席刘翰东是陈诚在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松江省主席关吉玉则是孔祥熙的关系。黑龙江省主席韩俊杰曾长期追随于右任。兴安省主席吴焕章在1930年吴铁城到东北找张学良为蒋介石当说客时，便秘密投入了吴铁城的门下，为之通风报信，为说服张学良易帜立了大功。总之，九省二市没有一个是无根之木的。
吉林省主席郑道儒是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争取到的。吴在贵州当省主席时，郑任省府秘书长。比哈尔滨、大连都发达和重要的长春市原定划为直辖市，吴鼎昌向蒋介石建议改为吉林省辖市。他对即将担任吉林省民政厅长的亲信尚传道说：“这样，我就替郑达如（郑道儒字达如）争得一个重要地方。”
吴鼎昌正得意把长春市争到了自己一派，却没料到半路杀出了个蒋经国，直接向他父亲老蒋保荐赵君迈任市长。
赵君迈是湖南世家赵恒惕的弟弟，当过衡阳市长，蒋经国在赣南时与之建立了密切关系。当时，蒋经国正在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新太子系”，需要扩张自己的地盘与势力。长春虽定为省辖市，由于蒋经国的关系，组织与编制、级别同行政院直辖市一般无二，实际上只与吉林省名义隶属关系，并不需要买省里的账。
九省二市（实际是三市）主席、市长确定之后，各省市委员和厅处局长又是一番你争我夺。陈立夫、陈果夫、陈诚、朱家骅等都向吴铁城、张群、熊式辉写信，介绍了一大批人，闹得熊式辉焦头烂额。根据各省市提出名单，商请中央党部人事处和蒋介石的侍从室三处，又分发各省市主席、市长二轮提名，与吴铁城逐一圈定后，再由蒋介石批准。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好不容易在一个月后的10月上旬大体完成组阁。
政学系设计的东北权力架构是，在最高行政机构东北行营下设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任已经由熊式辉自兼，经济委员会主任由政学系派的张嘉璈担任。张嘉璈，大资本家，1927年“4·12”政变前夕曾为蒋介石提供经费，南京政府建立后，蒋亲临张家致谢。
行营参谋长是重要角色，由何柱国担任。考虑他是原东北军将领，报请蒋介石同意，不让他兼任委员会委员，以冲淡他的政治影响，使参谋长成为纯幕僚的从属地位。熊式辉还不放心，又在行营设秘书长，由自己的亲信胡家风担任，以牵制行营参谋长何柱国。
熊式辉向蒋介石申请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东北外交特派员，由蒋经国担任。表面上说蒋经国留苏多年，熟悉苏联情况，骨子里是怕东北接收出现意外，有蒋经国同去可以减轻政治责任。
得意非凡、雄心勃勃的熊式辉于1945年10月7日，派出了副参谋长董彦平一干人马，为自己去长春与苏军商洽接收东北打前站。
那一天，东北经营架构下的军事机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的人选，蒋介石尚未发表。而此前的9月7日，八路军曾克林的部队已经控制了沈阳，成立了共产党的卫戍司令部，随后而来的10万八路军和新四军正分海陆两路浩荡于进发东北的途中。蒋介石第一步就慢了半个节拍。
蒋介石10月18日确定杜聿明为东北最高军事长官，比毛泽东9月19日确定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整整晚了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