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知识分子榜样丨钱学森:为祖国需要攻关

来源:中国军网作者:张学森责任编辑:马嘉隆
2019-01-28 10:22

2019年1月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刘永坦、钱七虎两位大国重器的铸造者摘取我国科技界最高奖励。献智报国,是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回首往昔,前辈们焚膏继晷、鞠躬尽瘁,把个人奋斗汇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史潮流之中。

日前,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时代知识分子榜样》,集中展示了新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先进事迹。中国军网将连载书中钱学森、邓稼先两位科技报国的典型代表,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 钱学森

二、为祖国需要攻关,为人民需要探索

“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的强国志、报国情奠定了钱学森科学精神的基石;为钱学森投身国家建设事业、勇攀高峰提供了不竭动力,亦成就了其不朽的功勋。爱国从来都是实践的、具体的。

1.有什么不能的?

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军事、科技实力的提升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问题和政治问题。面对敌人的军事威胁尤其是核威慑,只有也造出自己的“两弹”、发射自己的卫星,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为国家建设争取相对和平的国际空间。邓小平同志曾语重心长地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1955年1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考察时,陈赓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陈赓听罢,笑道:“钱先生,我就要您的这句话。”就是这样一番谈话,开启了我国“导弹之路”,也开启了钱学森研制导弹、火箭的漫漫长路。在钱学森心中,国家的需要永远是第一位的,哪怕这项任务让他不得不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做起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做这个事困难这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受国力所限只给这么一点钱,所以压力非常大。

在物资、人员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只能借助苏联支持,从仿制做起。1960年,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苏联“老大哥”单方面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撕毁了包括应由苏方提供的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合同等在内的全部科技合同。面对困难复杂的形势,负责这项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无论如何要把导弹搞出来!

国家的需要,便是战斗的号角!满腔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1955年11月,整整一个月,他都在东北考察的路上:参观、访问、演讲……一刻都不停歇。3个月后,他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所长。力学研究所三楼的所长办公室入夜总是灯火通明,星期日到所办公或开会也是常事。在旁人看来,钱学森真像一盘绷紧的发条,永不停息在运转着,几十年如一日。为了集思广益,无论多忙,每个星期天下午,钱学森总要把几位总设计师请到家里,共同探讨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诚恳地说,大家提的建议如果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了,责任由我承担。这番话让大家几十年都念念不忘。“为了把失误尽一切可能消灭在地面,钱学森的工作做到了不能再细的地步。他在基地一呆就是一两个月,大事小事亲自过问。他身边一直带着一本《工作手册》,上面详细记录了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大大小小的异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经解决的注上‘已换’、‘可用’,尚未解决、落实的,他就用红笔作个星号。”他把自己的全部热情、智慧和耐心贡献给了我国的国防建设事业。

1965年,他向中央建议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举国欢庆。钱学森却在总结会上对大家说:“我愧对大家了,中国的人造卫星应该是世界上第三个国家,现在排在了第五,落在了日本之后。”人们没有想到:把中国第一颗卫星送上太空的大功臣,竟然在万众欢腾的时候“作检讨”。钱学森思考的永远是,如何做得更好、做得更多的问题。所以虽然实至名归,但他一直反对别人称他“导弹之父”“航天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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