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锐意创新，敢为人先
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学贯中西，有着踏实务实、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谨慎坚守，又有着锐意创新、高瞻远瞩的远见卓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多个领域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1956年，我国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12年科学规划”）时。面对发展重点的争议，钱学森力主发展导弹，使我国的军事科技实力有了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可能。1964年他正式向国家提出的建议促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的启动，从此开创了我国发展外太空领域的科技时代。直到钱学森去世每次我国神舟系列飞船发射后，航天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航天员都会上门去看望钱学森。“对于新一代航天员来说，在任务胜利完成后能够去看望中国航天的元老钱学森，已经成了一种惯例甚至仪式”。
20世纪50年代末期，受苏联科学院一位专家的启发，钱学森预见到“许多复杂的工作可以用计算机模拟”，极力主张加快研发。从核爆炸、热核反应过程乃至化学工程处处可见数字模拟的身影，可见其见解的超前。1985年，他向中央领导建议，信息、通信、计算机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大力发展……他开创了系统学，并在论著《创建系统学》中，将目标瞄准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的2049年。
3.鞠躬尽瘁 居安思危
钱学森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晚年关心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他常感叹：“自己对祖国人民做得太少，而人民给予我的太多了。”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后，钱学森退而不休，在诸多领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这是一位老科学家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在这份深情的感召下，钱学森把有限的生命毫无保留地投入祖国和人民的伟大建设事业。面对常规能源日见其少、人地矛盾日益凸显、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1984年5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召开的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会议上，钱学森提出“我们将迎来农业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概念。为解决中国未来能源、土地、粮食问题“百年之困”出谋划策。他还积极关注我国国防建设，指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还处于一个很不安宁的世界……我们要努力（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把我军建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进一步提高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钱学森居安思危，始终从战略高度思考谋划人才培养方式。他主张对青年研究人员进行大力培养，放手大胆使用年轻人，并让他们在一些新领域挑头。当年，力学研究所的郑哲敏、林鸿荪、解伯民、俞鸿儒、胡文瑞、崔季平等同志，都是30岁上下的青年人，他们分别在爆炸力学、化学流体、实验室气动力学、物理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领域负责一个方面的课题，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钱学森曾经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深刻阐述培养我国科技帅才和将才的重要性、迫切性，并具体提出了培养途径和方法。2005年7月29日，面对专程前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发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还补充道：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直到2007年，96岁高龄的钱学森还通过助手表示，他“成天思考”“念念不忘”“无比忧虑”的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科技领军人才。他说：“这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要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