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烈墙上，他有四位“爷爷”
■江亚男 蔡永连 杨竣杰
黄先彬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余晓常 摄
吴泽洲在金寨县革命博物馆英烈墙前。李宏力供 图
安徽省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内，英烈墙肃穆伫立。
午后的阳光透过西窗斜射进来，恰好落在碑墙第3排的烈士名录上。一排之中，“黄先彬”4个相同的名字并排镌刻，烫金的字迹闪闪发亮。
英烈墙前，斑竹园镇老兵吴泽洲站得笔直，凝视着这4个名字，郑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缓缓放下手臂，他与英烈唠起家常：“爷爷，我来了。家里一切都好，今年的茶叶收成也不错。你们放心吧……”
每隔一段时间，吴泽洲都会来到英烈墙前，有时带着妻儿，有时与弟弟吴金国同行。“黄先彬是我的爷爷，我父亲找寻了许多年，才终于在这面墙上找到了他的名字。”吴泽洲回忆，从寻到英名的那天起，父亲多了3位父亲，他们兄弟姐妹也多了3位爷爷。
2018年3月22日，吴泽洲84岁的父亲吴立普来到英烈墙前，寻找从未谋面的生父——烈士黄先彬。
1932年春，红4军第10师第29团重机枪连连长黄先彬，告别已有身孕的妻子奔赴战场。在激烈的苏家埠战役中，黄先彬身先士卒，最终牺牲在战场上，年仅20岁。
“为了躲避敌人迫害，在我父亲出生前，祖母含泪改嫁。”吴泽洲向笔者讲述起家族往事，“没多久，父亲出生，随了继祖父的姓氏。”但吴立普自幼便知道，自己的生父姓黄，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的身世只能深埋心底，没有对外人吐露。
1983年，黄先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次年，一纸革命烈士证明书几经辗转，交到了吴立普和他年迈的母亲手中。“黄先彬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短短两行字，母子二人一遍遍摩挲、诵读，滚烫泪水止不住滑落。
烈士身份得以确认，可父亲安葬在哪里？依旧没有答案。捧着沉甸甸的证书，一个念头在吴立普心底愈发坚定：一定要找到父亲，把他的英雄故事讲给后人听。
吴立普去了很多地方。县民政局、档案馆、周边的一座座革命烈士陵园……每到一处，他都仔细打听。奈何年代久远、史料零散，一直未能如愿。
直到2018年初，一条消息让吴立普重燃希望：有人告诉他，金寨县革命博物馆的英烈墙上，镌刻着上万名在战争年代牺牲的金寨籍烈士名字，可以去那里找找。吴立普立即动身前往。
“那天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博物馆讲解员胡爱莹回忆道，“吴爷爷攥着泛黄的革命烈士证明书站在英烈墙前，眼神焦灼又恳切。”胡爱莹快步上前，详细了解情况后，轻声安抚老人，陪着老人一排一排仔细寻找。
“当我们在第3排找到‘黄先彬’烈士的名字时，吴爷爷激动得双手不住颤抖。”胡爱莹说，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那排名字里，并排刻着4个“黄先彬”。
吴立普怔怔地望着4个相同的名字——没有生卒年月，没有部队番号，无从分辨哪一位才是自己的父亲。短暂沉默后，老人缓缓抬起右手，指尖依次抚过4个名字。每触碰一个，他便亲切地唤一声“爸爸”。当指尖划过最后一个名字，他把额头抵在冰凉的墙面上，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许久，老人抬起头，拭去眼泪，对胡爱莹说：“分不清，便不分了。他们都是为了我们这些后辈的太平岁月牺牲的，都是我的父亲。从今往后，我一同祭奠4位先辈。”
离开时，吴立普要把革命烈士证明书捐赠给博物馆：“先辈的战斗故事，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把它留在馆里吧。”馆领导看着这份纸页开裂、泛黄残破的证书，深受触动。他们精心复制了一份用于陈列展览，把原件交还给吴立普珍藏。
此后两年，每逢清明、国庆、春节，吴立普都会带着全家前来祭拜，备好4份祭品一同摆放。他时常叮嘱家人，4位英烈同为家国捐躯，都是家族永不能忘的亲人。
2021年，吴立普病重。弥留之际，他紧紧攥着吴泽洲的手叮嘱道：“泽洲，我走以后，你要常去看望4位爷爷。”
“爸，您放心。”吴泽洲含泪点头，将嘱托刻在了心里。
吴泽洲曾在部队服役14年，参加过1998年抗洪，荣立三等功。军旅的淬炼，让他更懂得牺牲与奉献的分量。作为烈士后代，他深感自豪。
“虽然我没有见过爷爷，但我心里一直清楚他的模样。”1998年抗洪抢险，吴泽洲在堤坝坚守20多天，扛沙袋、堵管涌，洪水漫过胸口也未后退一步。“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不能给英烈爷爷丢脸’。”
退役后，吴泽洲成为一名乡村公交司机，每天清晨6点准时发车，开上210省道（斑竹园到吴家店段）。这条线路，也是一条红色旅游线，串联起立夏节起义旧址、红三十二师成立旧址纪念馆、红军医院旧址，每一段路、每一道弯，都曾有红军战士疾行、都响起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呐喊。
“90多年前，爷爷与战友们沿着这片山脊奔赴战场。先辈们浴血战斗的事迹，深深镌刻在这片山川大地上。”吴泽洲说。
红色家风代代传承，吴泽洲的两个侄子也先后参军。“爷爷，请放心，我们一定会传承你们的精神，接力建设好家园。”辞别英烈，吴泽洲再次向4位爷爷庄重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