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17日，被协约国扣押在斯卡帕湾的德国公海舰队战舰在接到预先制定的信号——“彩虹”后，打开了水密门，52艘主力战舰全部自沉入冰冷的海底。100年后的今天，审视德国海军一战中的失败——战略上的失败是致命的失败，这支蒸汽时代的世界第二大海军，不是输在战术上而是输在战略上，没有战败在战场上却输在了战略博弈上，没有沉没在与敌交锋时而是自沉于母港，最终沦为一支不败而败的海军。

战略目标一厢情愿。德国海军能够从19世纪末期的近海防御海军发展为一战爆发前的世界第二大海军，当时的海军大臣提尔皮茨可谓居功至伟。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德国海军的战略盲目性也恰恰是提尔皮茨埋下的。为了促进海军发展，他无视德国海洋地缘劣势，也罔顾德国缺乏经略海洋经验的实际，提出了一厢情愿的海军发展思想。这一思想最大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德国的战略形势以及所处国际环境。同时忽视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变化，未考虑法俄两国与英国结盟的可能。

德国是欧洲的大陆型国家，战略重心在陆上，陆军的发展是重点。提尔皮茨推动发展海军，只想着如何与英国海军对抗，却未将德国陆海战略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将发展海军这一实现德国战略目标的手段当成了目标。这一致命缺陷使得德国有限的资源要兼顾陆海军两个军种的发展，在陆海两个方向上都不能使出全力。更荒谬的是，这种思想还导致德国高层和海军指挥层产生了“保船避战”的消极思想，使得海军很少敢于主动出战，最终全部自沉在海底。畏首畏尾的结局，是巨大的战略投入全部打了水漂。英国人泰勒在《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一书中写道：“当1914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德国的无畏战舰都泊在港湾里毫无用处；如果德国人把造军舰的钢铁用来铸造重炮和搞机械化运输，那么，他们在陆上战争中就可能稳操胜券。”

战略设计缺乏弹性。一战前正是马汉所著《海权论》风靡全球的时代，德皇威廉二世和提尔皮茨极度痴迷于“舰队决战”理论，把主力舰决战变成了理论教条主义。德国海军作为后起之秀，对抗英国本来可以有更多的战略选择，但德国海军偏偏固执选择了敌人擅长、自己所不精通的一种，除了主力舰决战、海上游击战等有限的作战样式之外，就没有太多的战略行动构想，严重浪费了公海舰队的优势。更遗憾的是，提尔皮茨不仅强力压制海军内部的不同声音，还严重忽视新型海战兵器的实战价值。1904年他宣称潜艇是“二等武器”，只能用于局部地区，潜艇部队只是“试验品博物馆”，运用潜艇进行的海战只能是“不足道的小型战争”。但是，恰恰是他所忽视的“二等武器”潜艇，成为德国海军突破英军封锁、绞杀敌方运输线的利器，而他所看重的主力舰队反倒成了大而无用的昂贵摆设。试想一下，如果德国海军战前大力发展潜艇部队，一战的海战形势将可能是另外一个局面。

战略运筹被动呆板。自1898年之后，德国竭尽全力发展海军，忍受了极为沉重的财政压力和政治压力，这支舰队在实战中的表现却着实不敢恭维。一战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德国高层“存在舰队”战略的指导下，公海舰队龟缩港内一动不动，成了大战的旁观者。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认为，一支毫发无损的舰队是与英国人谈判的好筹码。德国军界也认为，只要威胁英国的海上霸权，不与英国海军打大海战，就能利用这种方式不断地威胁海上航道，挑衅英国海军的霸权，使英国海军难以充分发挥其潜力。这种策略看似诱人、实则被动，致使德国海军在头一年内将战争主导权、局部制海权拱手让人。等到英国调齐兵力封锁出路，一步步套紧德国人脖子上的绞索时，公海舰队行动处处受制于敌，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德国人的避战策略所导致的。等到舍尔将军上任，带领舰队强行出海、发动日德兰海战时，德国海军夺取制海权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结果，公海舰队小挫之后，又退回港内重祭“存在舰队”的避战策略。纵览一战海战全过程，德国海军一直这样在冒险与保守之间来回摇摆不定，鲜有灵活主动的战略方案。直到战争结束，这支耗费巨资建立起来的大海军，最终也只能自沉海底。

（作者单位为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