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前的1972年9月5日，在联邦德国慕尼黑参加第20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遭恐怖分子绑架，最终全部遇难，史称“慕尼黑惨案”。从应急处置角度分析，联邦德国在这次反恐行动前后犯下一系列无可挽回的错误，教训尤为深刻。

营救准备毫无章法。慕尼黑人质劫持事件发生在城市地带，清场疏散、现场封控是行动的必要前提之一。然而，当时的联邦德国在这方面既缺乏经验，也没有执行力度。在劫持事发地奥运会运动员村和营救地点菲尔斯腾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德国警方对新闻媒体、围观民众封控隔离失利，新闻媒体人员争相抢夺第一手新闻，长期滞留现场进行实况直播，不仅给联邦德国造成政治上的被动，还严重影响反恐行动的准备和实施。

联邦德国警方曾计划在奥运会运动员村营救人质，但发现在现场有几十台摄像机将镜头对准占据突击位置的警察，而每个运动员房间内都有一台电视机，恐怖分子可以获知外面警方的行动。这使得现场解救行动被迫中止，只能另行制定在机场的解救方案。在菲尔斯腾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当恐怖分子到达前，数以千计的新闻记者、民众已经把机场围得水泄不通，严重影响行动的兵力运用和组织指挥。从营救人质的谈判和行动过程来看，联邦德国严重低估恐怖分子的决心和意图，在奥运会运动员村的几次营救尝试，都被恐怖分子轻易识破，连扣押人质的运动员公寓都无法靠近。在营救开始前的最后一刻，德方连恐怖分子人数都没有搞清。

行动计划破绽百出。反劫持作战的最大特点是投鼠忌器，时刻都要顾忌人质安危，营救行动必须周密细致，留出足够行动冗余度和时间提前量。不幸的是，德国人并未做到这些。在恐怖分子要求提供飞机飞往埃及后，德方提出相应的营救计划，安排恐怖分子和人质乘2架直升机在距客机100米左右的地方着陆，当恐怖分子和人质走过停机坪时，警方狙击手就可射击恐怖分子。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就让17名假扮机组人员的警察在客机里制服他们。这份计划看上去很好，实质上没有安排足够多的应急机动兵力，解救人质的突击方式和路线都非常单一，对如何保证人质、警察、飞行员安全等考虑不足。更要命的是，在发现恐怖分子人数不是5名而是8名时，德方并未对营救行动计划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拒绝以色列反恐专家的帮助，依旧安排5名狙击手设伏。德国《巴伐利亚时报》评论说：“这种斤斤计较的准备，不像是打仗，倒像是分发音乐会的剧票。”

联邦德国警方在行动预想方面粗枝大叶。没有考虑到狙击手与恐怖分子之间距离过远，在机场灯光交错闪烁的环境中，观察和行动能力严重受限。在直升机和客机之间100米的范围内，狙击手很难区分出人质与恐怖分子。直到营救失败几天后的再现演习中，德国人才发现，戴上夜视仪就能清楚辨认直升机里的人，然而已于事无补。

现场组织捉襟见肘。在慕尼黑反恐突击行动中，德方面对的是不可预测、失去理性的恐怖分子，战机稍纵即逝，最强调的应是一个“快”字。可惜他们偏偏没有做到这一点。整个营救行动组织不力、左支右绌、节奏拖沓，把本该雷霆一击的突击行动演绎成荒腔走板的拙劣演出。在恐怖分子和人质已经登上直升机、营救行动已经展开的关键时刻，客机中设伏的17名德方警员突然发生内讧，抱怨计划方案预想不周、简直是自杀，擅自组织投票放弃行动，在直升机飞抵前离开客机，这一变相的临阵脱逃，间接暴露德方营救计划。恐怖分子发觉客机上没有机组人员，很快意识到中了圈套，急忙逃离客机向同伙报信。联邦德国警方的预设伏兵不仅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打草惊蛇，不得不命令狙击手向恐怖分子射击。

更荒唐的是，进入强攻后，德方反劫持小组和行动指挥官之间居然没有对讲机可供联络。当指挥官在指挥塔上命令开火时，只有3名狙击手听到命令，另外2名狙击手在听到枪响后，发现自己正好处在同伴的射击弹道上，只能躲避。实际上只剩下3支狙击步枪在射击8名恐怖分子，双方对射足有一个多小时。事已至此，其实还有挽回可能，反劫持专家认为，如果当时有一支援军赶到，恐怖分子在劫难逃，人质也能够保全。然而，“屋漏又逢连阴雨”，作为援军的警方特别突击队行动失误，着陆位置距离枪战地点足有两公里，根本派不上用场；临机调来的装甲车又被采访车辆和围观民众车辆堵在半路上。最终，恐怖分子炸毁直升机、杀死人质，整个营救行动失败。

（作者单位为黑龙江省绥化军分区战备建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