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是音、形、义的统一体，作为表情达意的载体，能够呈现特定的形式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设有《声律》《丽辞》《事类》《练字》等篇目，从声、色、形等美感维度阐述了文采对于著述的重要作用。陆机在《文赋》中所提出的“会意尚巧”“遣言贵妍”，也包含注重辞采、音韵等形式美，这表明古人写书作文非常重视文辞的考究和辞藻的润饰。

回顾中外思想文化发展史，不难发现那些在人们心中曾打上深刻印记、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典著述，无不文质俱佳、形神俱美，绚丽文采成为这些传世著作的标配。《论语》析事明义、陈理设教，其语言有格律诗般的韵味；《庄子》意蕴深湛，饱含哲理，而“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卢梭的理论著述厚重弥实，而其表述却像优美的散文；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因其哲学著作充满自由奔放的气息，在1964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凌云健笔意纵横，所写的《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文字俊逸畅达，堪称世界级语言学大师；开国领袖毛泽东的许多著作文笔生动优美，既有大江东去、气势磅礴的雄奇豪放，又有小桥流水、娓娓道来的洒脱飘逸，情文并茂，风格独具；一代伟人邓小平诸多经邦济世之雄文，短小精悍，朴实简练，体现出一语见地的深刻、高屋建瓴的研判。

没有文采的著作无法吸引人，更难以流布后世。但文采毕竟只是形式或手段，就更深层而言，绚丽的文采应该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融汇和完美统一。无论编撰还是著述，都是“为情而造文也”，“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一切有生命力的著作，其内容应是丰赡卓异的，其形式应是丰盈多姿的。早在1842年，马克思针对风起云涌的欧洲工人运动明确指出，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必将产生绚烂夺目的理论和文化。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经典巨著，大都堪称思想精深、语言精美的理论文本典范。譬如《资本论》，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语言闪光、文采斑斓，思想远播天下、泽被后人。再比如大革命失败后，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深入湘赣农村调研农民运动情况，用形象、生动、接地气的群众语言写就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至今读来依然宛如清风徐来，引人入胜。特别是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写于茅坪八角楼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满怀激情地用诗一样的语言进行状绘：“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轩昂的气势和激扬的文字，使人们充分领略和深彻体会其对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畅想和预言中所蕴含的无穷魅力，正是这种畅想和预言给革命处于低谷时的红军将士以莫大鼓舞和强力激发。

相形之下，当下一些理论文章不是高深莫测就是枯燥乏味，失去了应有的光彩和魅力。有的干部对经典作家著作知之甚少，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研习不多，写起文章来呆板单调、索然无味、言之无物，这与新时代所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很不相称。理论文章不同于学术著作，不是供同行专家参看借鉴的，而是写给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研读的。因此，语言是否津津有味，文字是否绚丽多彩，不光涉及理论本身是否具有吸引力，还涉及理论传播效果的好坏。

腹有诗书气自华。近年来，饱读中华典籍、谙熟世界名著的习主席不仅在多种场合演讲中引经据典，妙语连珠，还反复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读书学习，“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好学乐学”，要“读下列三个方面的书。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第二，做好领导工作必需的各种知识书籍。第三，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践行习主席的要求和倡导，必须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博览群书，广增学识，加强文学修养，增强文化素养，以清新的笔触、饱满的激情、优美的文字表情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