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治军，三军分立

18世纪中叶，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文官治军，控制以印度人为主的军队。1947年8月15日，印巴分治，独立后的印度，军队依旧保留被殖民时期的组织形式，文官治军的原则得到继承和发展，文官主导的国防部被赋予全面的军政权和军令权。

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强调陆、海、空三军平等独立。1948年，印度废除象征英国军事权威的陆军总司令统辖海军、空军的制度，实行三军分立，即军队不设类似于总参谋部性质的统一领导机构，陆、海、空三军在国防部直接领导下分别建立各自的行政管理与指挥体系，军种参谋长作为军种最高指挥官，上对国防部长负责，下对本军种行使作战指挥职能。

为协调各军种活动，印度在国防部内下设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由陆、海、空军参谋长组成，在兼顾三军的原则下，委员会主席由3人中任职最久者担任。三军参谋长委员会是国防部最高军事咨询委员会，负责就武装力量建设和使用的重大问题向国防部长提出建议。

三军参谋长委员会有名无实

印度设置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初衷，是希望这一机构起到总参谋部的作用，从而代表军方参与高层的国防和战略决策。然而，由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受国防部管辖，处于权力核心的文官集团并不愿军方代表介入决策层，因此，文官主导的国防部往往直接越过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独立行使决策与指挥权，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被完全“架空”，成为无实权的协调部门。

因委员会主席由任职时间最长的军种参谋长轮流担任，所以委员会主席权力实际同该委员会其他成员权力相当，并无否决权，在协调军种间矛盾时往往只能凭借个人威望、资历沟通，对协调三军行动没有实际帮助。印军各军种为维护本军种利益，会利用所有机会争地位、争预算，不予合作。三军参谋委员会的作用在不断内耗中受到极大限制和削弱。在作战指挥上，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也难以发挥作用。如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期间，担任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主席的陆军参谋长乔杜里认为，这场战争只是陆军的事，动用海、空军只是偶然之举，并未将战事通报海军和空军。

成立联合国防参谋部

1999年5月，第三次印巴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印巴军事冲突——印巴卡吉尔冲突爆发。由于没有一位军方参谋长参与战略评估，政府在是否使用空中力量及作战区域等问题上犹豫不决。在5月25日高层批准空军支援陆军后，空军却一度拒绝出动飞机参战，直到受命两周后才开始介入。诸如此类问题充分暴露出印军指挥体制不顺畅、军种间协调不力等弊端，导致印军在占有天时地利的情况下未能取得全胜。

战后，印度政府先是成立由高级防务专家和前政府高官组成的“卡吉尔冲突评估委员会”，不久又成立由外交、国防、内务和财政部长组成的“部长小组”，全面检讨印度在国防和指挥领域存在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破解三军联合难题。

2001年2月，“卡吉尔调查委员会”和“部长小组”就国家安全体制改革提出建议，针对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功能弱化的问题，设立“国防参谋长”，并成立“国防参谋部”指挥三军，从而解决三军分立体制带来的弊端。

文官主导的国防部对强化军方权力心存疑惧，这一重大改革计划遭到国防部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加上军队内部意见不一，各军种相互拆台，成立“国防参谋部”可谓举步维艰。最终，印度政府和国防部折中各方意见，选择渐进式的过渡方案。2001年9月，印度成立“联合国防参谋部”，下设联合作战部、联合训练部、联合计划部以及战略部队司令部、安达曼·尼科巴联合司令部、国防学院、高级国防学院等联合机构。

“联合国防参谋部”无作战指挥权，主要任务是负责指挥和协调陆海空三军作战、组织计划、训练、报告等相关事宜，为未来的“国防参谋部”摸索经验，待时机成熟后设立“国防参谋长”，统一指挥陆海空三军及战略力量。但因印度国防部和军队内部争议太大，计划中的“国防参谋长”和“国防参谋部”至今仍未设立。

“联合国防参谋部”毕竟是一种过渡方案，原计划作为最高军事首长的“国防参谋长”，最后妥协成为中将军衔的“联合国防参谋长”，反而低于上将军衔的军种参谋长。原拟作为三军统一作战指挥机构的“国防参谋部”，最后妥协成为“联合国防参谋长”领导的三军协调机构“联合国防参谋部”，这些障碍直接导致“联合国防参谋部”成为“空架子”。过去十多年，“联合国防参谋部”只能勉强维持三军表面联合。

总的来说，在核心权力始终被国防部和军种参谋长牢牢控制的情况下，印军无论是三军参谋长委员会还是“联合国防参谋部”，与其他大国参谋机构相比，地位和作用都极其弱势，功能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