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说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每当听到《天下乡亲》这首歌时，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铁道兵烈士武增宽和他老父亲的面容。

1976年2月，我和武增宽等200名陕西神木籍的青年应征入伍，所属部队为铁道兵第6师。在汉中市的勉西经过3个月的军政训练后，于当年5月底进疆，补充到已在南疆线和静段施工的26团。

分兵是在吐鲁番戈壁滩上的一个兵站，风刮得连眼都睁不开，战友们泪眼婆娑，挥手告别，登上开往各自连队的大卡车，一路扬尘越过天山，来到和静县沟口到巴仑台一线约50公里的施工线上。

新兵下连后，我和武增宽不在一个连队。我在团部勤务连做测绘，他在11连架桥。因为交通不便，他偶尔来团部时，总喜欢到连里来看看老乡。闲谈中得知他写了入党申请书，积极要求进步。

变故发生在1976年9月21日。这天上午武增宽外出执行任务，在公路边搭乘我们团的一辆卡车，没想到途中出了车祸不幸牺牲，年仅19岁。武增宽去世后，26团党委遵照他的生前愿望，追认他为中共党员，上级领导机关批准其为革命烈士。追悼会后，我们将他安葬在了团卫生队旁的墓地里。

转眼到了11月初，组织上决定派11连指导员温海明带我返回陕西神木移交烈士遗物，并协助地方政府安抚烈士家属。临行前，团领导心情很沉重，反复嘱咐我们要按政策做好抚恤和善后，把烈士遗物带全，并特意交代路途遥远多带一点盘缠。

温指导员是辽宁人，从天山深处回陕北几千公里的路上，他一直在向我了解陕北的风俗和习惯，让我想想家属可能会提出哪些困难和要求。我知道，他是在为抚恤工作做准备。

11月11日，我们到达神木县民政局。梁怀珍局长热情接待了我们。看了公文后，他热忱地说：“神木是革命老区，从闹红以来就有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请部队的领导放心，政府一定把烈士家属的抚恤工作做好。”

次日晚上，梁局长带我们一行到达离县城一百多里的中鸡公社。公社党委书记焦堂清等党政领导早已在等候。在公社会议室里，温指导员介绍了武增宽烈士牺牲经过和部队对善后工作的意见，梁局长就县乡两级的抚恤做了安排。

散会后，中鸡公社的通村大广播响了：“在活鸡兔煤矿干活的武增胜，你家里有事，请你连夜回家，连夜回家！”那时乡下通信不便，喇叭叫人是常事。

11月13日上午，我们在阿包墕村武增宽烈士贫寒的窑洞里见到了他的家人。面对摊开在炕上的两大包遗物，武增宽的父亲强忍着悲痛，用粗粝的大手一件一件抚摩着，眼泪无声地滴在烈士生前穿过的军装上，直到他把武增宽用过的一方枕巾捂在脸上时，才撕心裂肺地哭喊出声：“苦命的儿哇……”在场的人无不泪流满面。

我们再三询问烈士家属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武增宽的老父亲硬朗地说，“孩子是参军牺牲的，和战争年代的烈士一样受人敬重。南疆的铁路还没修完，你们回去后看部队上能不能叫他兄弟去一个替他修完这条路。别的我们什么要求也没有。”

看着家徒四壁、缺衣少食的武家亲属，我们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晚，指导员和我留宿在武家，同烈士父亲和家人拉了一夜话，宽慰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心情。次日临行前，指导员把我叫到一旁对我说，“他们的生活太苦了，咱俩路上节约点回部队，把多带的盘缠和咱俩手上的钱和粮票都给他们留下吧。”我眼圈马上就红了，掏出自己不多的津贴，塞在指导员的手里。

下山路上，指导员和我不停地回头。望着远处山坡上向我们挥手告别的烈士父亲和全村的乡亲们，泪水一次次地模糊了我们的双眼……

1978年建军节，我在卫生队墓地最后一次祭奠武增宽烈士，随后便告别沉睡在天山深处的战友，辗转到野战部队和军校任职。每年清明在驻地烈士陵园祭扫时，总是想起当年散葬在南疆线上武增宽烈士的孤坟，心中倍感凄凉。

前不久，我偶然间看到了“寻找革命烈士后人”项目组推送的寻找武增宽家人的消息，由此得知由于1982年铁道兵被裁撤，我们部队的隶属关系发生变更，武增宽的家人曾经前往新疆寻亲未果，43年来一家人始终处于“失联”状态。

我还得知和静县委、县政府已经为牺牲在南疆线上的198位铁道兵烈士新建了庄严的烈士陵园。看着苍松翠柏陪伴的武增宽烈士墓照片，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项目组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再次和武增宽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并得知他的老父亲仍然健在，阿包墕村也随着神府煤田开发脱贫致富，武增宽的侄子们已同和静县烈士陵园取得了联系，计划在今年清明节期间前去祭扫。

“天下乡亲，亲如爹娘，养育之恩不能忘，高天厚土永不忘……”悲欣交集中，过往的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我饱含热泪写下这篇文章。

（作者是原西安政治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