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晋史》记载，晋朝有位战功卓著的大臣杜预，为留名千古，请人镌刻两块功名碑，一块立于砚山之巅，一块沉于汉江之底，以期无论天地如何变化，总有一块碑石留存于世，结果却遭后世所嘲讽——“汉简书青已儿戏，砚山辛苦更沉碑”。

利，是人之所需，逐利被许多人视为“天性”；名，看似虚无，但也是人之所需。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认同、互助，否则生存艰难。但如果把人必要的价值体认，变成为名利而活，就会为名利所淹没。为利者劳身，为名者劳心。自古以来，多少人在名利面前灰飞烟灭。清代巨贪和珅，富可敌国，却最终被抄家斩杀。

一念之欲不能制，便会踏进地狱之门。翻开我党的历史，一些原本表现突出的领导干部，之所以陷入腐化堕落以致锒铛入狱的深渊，一个普遍动因，就是追名逐利，导致个人私欲恶性膨胀，把初心使命抛到了九霄云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原天津地区行署专员张子善，没倒在革命的战场上，却倒在名利下。为追求奢侈的生活，他不惜贪污巨额公款，最终以身殉利被枪决。

淡泊的是名利，指向的是内心，只有内心清静，不在乎物质丰简，不在乎个人得失，才能专注于初心使命，像老英雄张富清那样，视名利如烟云，深藏功名60多年，从不以此为资本向组织提要求、要待遇，做到“党需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像“稀土之父”徐光宪那样，先后4次改变研究方向，每次都是从熟悉领域转到陌生学科，无怨无悔，只因为“祖国需要”；像两弹结合“七勇士”之一的徐虹那样，即使家里揭不开锅，也从未邀功请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之所以历经艰难而不失其先进性，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数共产党人把淡泊名利作为一种担当、一种追求，为了革命事业甘愿牺牲一切。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好名，恰如其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一概地反对名利，而是反对那种脱离党和人民利益而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名利。“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是一种意境，也是一种心态，但淡泊不是消极，不是无所作为、没有追求，碌碌无为地过一生，而是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不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各种名利所诱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以淡泊之心去奋斗，实实在在地为国家和人民做一些事情。